天佑帝与开国重臣们所制定的政策是建立在对前明失败教训的吸取上和对现实社会经济的考察之上的。
而从一个方面可以很好的反映这两点——户籍制度的失败。
前明的户籍制度沿袭元蒙， 大致可以粗略划分为民户、特殊劳役户。
特殊劳役户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军户、匠户、灶（盐）户。
军籍身份的演变与卫所制的失败密切相关。就像如今京营里有人喝兵血一样，卫所制下的军队一样喝。
但怎么喝呢？
一是占役，也就是将领利用权力迫使士兵充当仆役、佃户等等，为其私利工作，但只发给士兵很少一部分的薪俸，或者干脆没有，这一现象的持续导致了军户的地位一再下降；
二是直接压榨，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侵占士兵的军饷、军需配给，这导致普通士兵不得不在本职工作外，找外快，以养活自己；
三是将领利用勾取递补士兵的机会自肥。明代军制规定，如果卫所有士兵死亡，在补充兵源时，是需要前往死亡士兵的原籍征人的。但任何人从前两点就可以看出当兵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毫无地位可言，根本没人愿意当兵，于是大量非军籍民众在这样的递补士兵过程中受到敲诈勒索。
于是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逃籍就不可避免。更不用说，历代都有把有罪的刺配充军的传统，明代也不例外，军户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尽管前明屡次清查逃籍人员，但将领们并不怎么愿意执行，因为只要广泛的逃籍现象不被发现，那么就可以继续吃空饷。
同时天佑帝制定的本朝军制、边政与当时的思潮、军队组成密切相关。明末至本朝初年的思想家最大的特点是反理学，讲复古，以至于颜元、黄宗羲在论田制时讲起井田、平均。
出身北地的颜元由于切身之痛，在军制上的思考更多，认为兵农分离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应该在恢复井田的基础上实现兵农合一，治农即治兵，同时施于教育，以求文武兼备。
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却一定程度上切合了当时军功勋贵们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后，结果就演变为了北地节度使、南地守备府的南北军制差异。
唐藩镇的特点就在于军权、行政权、财权三合一的地方自治王国。
而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北地的经济属性不断下降，军事属性不断抬升，天佑帝决定在以九边为核心的北地施行半地方自治，下放军权，行政权保留，财权二分。
财权二分指的是地方征收、边镇使用。北方地方财税所得由地方征收，统一划归户部的专项军费池子里，在枢密院和兵部的协调下根据实际情况分配到各镇，户部只管从地方到枢密院、枢密院到诸镇的具体账目明细。
实际操作中，地方税收征收后就放在地方藩库内，等待中央按就地、就近原则划拨调整，转交给诸镇，减少上缴后再下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耗开支。
但这是不够的，就像开中法所起的作用一样，北地的财税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庞大的北地军费开支，所以其余不足由中央划拨，而地方行政开支也由中央承担。
这里存在一些问题，但暂时按下不表，我们回到盐户身上，从江南盐户的变化出发。
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国家财税收入。
明代最初由政府划拨盐户耕地、草料地维持其生计，再根据其经济情况收起定额盐数。但和土地兼并一样，贫寒盐户的财产被家境殷实的盐户所吞并，许多小盐户被逼失去生计而逃籍。
尽管明代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法律，对逃籍、脱籍人员进行严惩，但盐户的世袭制度已经无法维持，最终现实打败了传统的户籍身份制度。
明晚期，政府开始对盐的生产采取放任政策，盐业被富有的盐户占据，而贫寒的盐户多数演变为富户的雇工。
到本朝初年，盐场几乎被盐商们瓜分，盐户变为支薪雇佣工人，依靠盐商生活，天佑帝时做过努力，但无济于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的盐户世袭社会，而这正是当时江南商业发展的侧写。
本朝在盐政上最终采取了同开中折色一样的操作，由盐商交纳白银换取盐引，而非粮食等物资，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开海政策上，施行专营贸易，由皇帝任命的皇商群体进行经营，所得按律上缴国库与内库。
通过内府皇商插手各业谋利的特殊方式，皇帝在财政上保留了极大的话语权，而这同样是对明末的反思，崇祯帝对地方士大夫的放权而导致的税收征不上来、国无余财，足够让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这样的军制和财税体制下，京营由同内府皇商关系密切的江南勋贵把持，这一情况在嘉祥帝时期达到巅峰。
而九边则被元从系和西南系勋贵控制，同京营形成制衡，最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蓟辽外的九边只是少量装备，其余大多归属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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