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言辞在朝堂上回荡，许多旧贵族纷纷点头附和，朝堂上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秦孝公皱着眉头，心中虽然认同变法的必要性，但也不禁为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而感到忧虑。
就在这时，年轻的商鞅挺身而出。他身姿挺拔，目光坚定，面对众多旧贵族的反对，毫无畏惧。商鞅朗声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商鞅继续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商鞅以犀利的言辞、深刻的历史眼光，直击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他详细解释道：“自古以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化方式，不同的帝王有不同的治理方法。商汤和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正是因为他们不遵循古法，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定新的政策。而夏桀和商纣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仍然固守旧礼，不知变通。因此，反古者未必就是错误的，循礼者也未必就是正确的。”
商鞅的这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朝堂上的沉闷气氛。他接着说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强调，法律和礼仪应该根据时代的需求来制定，而不是盲目地遵循古法。商鞅运用历史进化的思想，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变法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商鞅的言辞让朝堂上的众人陷入了沉思。秦孝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商鞅的这番话不仅为变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也为秦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朝堂上的气氛逐渐缓和，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臣工也开始认同商鞅的观点。
这场朝会最终以秦孝公决定支持变法而结束。商鞅的勇敢和智慧为秦国的变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秦孝公的决断则开启了秦国走向强盛的大门。从此，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逐步走向了富强和统一的辉煌之路。
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精心筹备，但他深知变法的关键在于赢得百姓的信任。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商鞅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随即出示布告：“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听闻，皆感到十分奇怪，无人敢来搬动。商鞅并未气馁，又出示另一张布告，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金（古时的“金”实为黄铜）。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将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下令，赏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以实际行动兑现了承诺。这一举措，让百姓对商鞅和变法开始有了一定的信任。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的主要内容包括：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抑制商业发展，限制商人过度逐利；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地位，让农业成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要求国内贵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确保国家税收的公平性和稳定性。这些改革方略的实施，为秦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垦草令》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以此来加强社会管理和治安；（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打破了旧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激励了普通将士奋勇杀敌；（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将农业视为“本业”，商业则为“末业”，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并重征商税，以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税收；（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试图统一思想，防止旧的思想观念对变法产生阻碍；（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打破原有的家族聚居模式，使每个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管理。
第一次变法的实施，效果显着。它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阳，这座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城市，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条件。为了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次年（即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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