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即位后，对赵高极为宠信，任命赵高为郎中令，将宫廷的守卫和政令传达等重要权力都交给了他。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开始诛杀蒙毅等大臣以及秦宗室的公子公主。蒙毅是秦朝的名将，为秦朝的统一和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赵高的诬陷下，蒙毅最终被赐死。而秦宗室的公子公主们，也大多未能幸免，他们或被诛杀，或被流放，秦朝的统治集团内部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胡亥统治时期，赋税益重，戍徭无已，百姓所承受的赋税和劳役愈发沉重。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和庞大的军事开支，胡亥不断增加赋税，百姓们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大部分都要上交赋税，赋税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同时，各种劳役也源源不断，百姓们不仅要为修建宫殿、陵墓等工程服役，还要承担戍守边疆的任务。在法律方面，用法也更为苛慎，稍有不慎便会触犯法律，遭受严厉的惩罚。在这样的统治下，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胡亥深知自己得位不正，恐自己为天下所轻，于是效仿秦始皇，也东出巡游，在各地立碑刻石，企图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功绩和权威。为了增强都城咸阳的军备力量，他征调材士（强弩射手）5万人屯驻咸阳。同时，为了满足自己游猎的喜好，又征集了大量的狗马禽兽。这些举措使得咸阳的粮草供应出现不足，于是胡亥下令调各地粮食刍藁，并且规定转输服役者自带干粮，还下令咸阳周围300里以内田地所产粮谷不得擅自食用，全部要上交。百姓们为了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不得不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按照人口数量征收赋税，百姓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胡亥的统治下，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秦朝的统治愈发不满，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即将爆发。
秦朝兴衰背后的思想激荡与社会矛盾
在历史的长河中，秦朝的崛起与崩塌犹如一场波澜壮阔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大戏。秦王朝短短数十年间，从横扫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的辉煌巅峰，迅速坠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朝轰然倒塌的深渊，其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与社会矛盾。
秦王朝的统治者群体，大多出身于战国时期的军功地主阶层。在那个战火纷飞、弱肉强食的时代，他们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不懈的奋斗，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征伐，顺利夺取政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这份来之不易的成功，使得他们逐渐滋生出骄傲自满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如同种子，在王朝建立后迅速生根发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制度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塑造。
在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秦朝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核心准则。法家强调严刑峻法、中央集权，主张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格的法律条文来统治百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秦朝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和严酷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细致入微，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稍有不慎便会触犯刑律。而且刑罚极为严酷，从黥面、割鼻到腰斩、车裂，各种残忍的刑罚令人不寒而栗。秦朝统治者坚信，只有通过这种高压手段，才能让百姓畏惧臣服，维护帝国的长治久安。他们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崇尚暴力解决问题，对其他思想流派和不同意见采取排斥、打压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暴力是维护统治最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对外战争开疆拓土，还是对内镇压百姓反抗，都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这种对暴力的过度迷信，使得秦朝社会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氛围。
而在统治者个人心理方面，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始皇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功绩，他大兴土木，修建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骊山陵。阿房宫规划之宏伟、建筑之奢华，堪称当时的奇迹，无数工匠被征调，日夜劳作，耗尽心血；骊山陵更是秦始皇为自己打造的地下王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力求死后也能享受生前的尊贵与荣耀。此外，秦始皇还大规模修筑驰道，希望以此加强帝国各地的联系，彰显帝国的强盛；多次巡游天下，在各地立碑刻石，歌功颂德，向天下百姓展示自己的威严与功绩。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但也极大地消耗了民力、财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然而，秦朝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和思想控制，并未能完全压制住社会下层民众的反抗意识。陈胜、吴广，这两位出身低微的无名小卒，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的勇气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社会下层的心理状态以及流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在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各国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纷纷打破传统的贵族垄断，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这种社会变革使得普通民众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正是对传统贵族世袭制度的大胆质疑和挑战，它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广大贫苦百姓心中对公平、自由的渴望。尽管秦朝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强制手段推行思想文化的统一，但却无法抹去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这种追求平等、渴望改变命运的深层次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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