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密州后的闲暇时间，苏轼就给自己的上司、范仲淹的姑表滕元发写信，讲述了密州的一带蝗灾以及新法中有关兵政的弊端。
虽然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二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可言，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滕元发出任过开封知府，断案如神，却因敢于冒犯皇亲国戚，曾两次被免职，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拯只干了两任)，可以说算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
苏轼在信中对老滕说，东武（诸城的旧称）今年的蝗灾特别凶，当地官吏多用含糊不清的言辞向上面少报灾情，因而朝廷对此地减免的赋税相应就少了。
苏轼到任后，不断地有农户向他反映此事，爱民如子的苏轼随即决定向朝廷如实地申报灾情。
所以说，苏轼给老滕写信实质上是想动用关系，让滕元发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好让减免税赋的事情办成了。在这里，苏轼也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不顾一切地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
除了这些，苏轼还向滕元发反映，由于新法中规定，将官管辖的兵丁，不得抽调出去，而本州授予军事编制的武卫被派出去巡逻州邑的就有一千多人，所以需要兵丁的其他部门，必定就捉襟见肘了，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
就在密州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苏轼从弟弟苏辙的来信中得知，时年三十六岁的苏辙又生了第三子，此子初名苏远，后来改名为苏逊。由于是甲寅年生人，故取乳名虎儿。
苏轼作为伯伯，心中对于这位未曾谋面的苏家侄儿很是喜欢，“旧闻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虎儿》）子由是卯年生人，而虎儿是寅年生人，古时候的楚人常把老虎称之为“於（音乌）菟”，这正是苏轼为侄儿写下的《虎儿》诗中所言。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多次造访居住在诸城铁水的乔叙，还作过不下五首与乔叙有关的诗作。
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后以左藏库副使知钦州，又知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以苏轼称其为乔施州。
在密州，乔氏是高密古老姓氏之一，早在宋代，高密乔氏就是科宦名族。
“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铁沟行赠乔太博》）铁沟水，源出烽火山，曾流经诸城县东北十五里，并入潍水。
从南国的杭州到山东的胶州半岛，地域的转换，眼前的物事也就不同了。北方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密州正纷纷扬扬地下着一夜不停的大雪。
苏轼今年虽年仅有三十九，但远离朝廷已经三四年了，心境不佳，近段时间十分地郁闷，一日忽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两首七律诗作，题于北台的壁上。
据今天看来，该诗作中除了描写彻夜雪飘的情景，还隐含着怀才不遇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首诗的用韵颇有特色，竟然用的是“尖”、“叉”二韵，这种韵属险韵、窄韵，而苏轼却运用自如，韵与意会，浑然天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
三年后，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出版，王安石立即拿回来拜读，其中《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格外引起他的兴趣。
王安石看到这两首诗，一首押“尖”字，属平水韵的“下平十四盐”韵，另一首押“叉”字，属平水韵“下平六麻”韵，都是极难押的韵字，就现存的唐诗五万余首，押“尖”字的诗歌只有约二十首，押“叉”字的诗歌则只有三首。写作这类险韵诗，极其考验诗人的才学与艺术功力，可以看出，正是满腹经纶的才学处于这种境遇之下，才触发了苏轼用险绝之韵抒怀的冲动。
王安石这个人，按说在文学功底上丝毫也不逊色，他的争奇斗胜之心，瞬时又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唱和了五首“叉”韵诗，仍意犹未尽，过了几天又作《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本来苏轼已经将窄韵的“叉”字用过，别人再依序使用苏轼原诗的韵字，这就更进一步加大了难度，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诗文造诣那真不是浪得虚名。
至于押险韵这一话题，唐时自杜子美已开始尝试用险韵，到了韩愈手里，俨然已成了押险韵的高手，而苏轼开始学习之意技艺，就是继承的韩愈的衣钵。
苏轼诗的来历，古人中学习杜甫的最多，其次是白乐天，凤翔时期有开始学习柳宗元。而同时代人中，苏轼学习最多的是潘阆、梅尧臣、欧阳修。
潘阆诗崇尚道家思想，其诗风闲适清净情绪较多，注重字句的雕琢。梅尧臣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平易中多有苦吟后的痕迹，有宋诗的典型特点，受唐代韩孟影响较多。
在密州的头一个除夕，连日的长途跋涉，使得苏轼的身体异常的不适。
不过他还是起身给京东路提刑段绎写下了一首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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