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长假之后，再次回到医院，我正要走进值班室，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慌慌张张跑出来，手里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我快步追上去，一把抓住了她。
她那么瘦，瘦得出乎我意料，一件宽大的蓝条衣服松松垮垮挂搭在她的肩膀上，裤脚还沾着泥斑。
她挣扎了几下，惶恐地转过头，仰起脏兮兮的小脸看着我。看她的样子，大约只有八九岁。
这下我看清了，她手里抓着一只空点滴瓶。我迅速夺过瓶子，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的嘴角抽搐一下，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捡垃圾别到医院来，这里有传染病。听到没有？”我斥责道。
她抽泣着说：“阿姨，我不是捡垃圾的，我妈妈在医院看病。”
原来是新住院的病人家属。我不再理会她，转身走进值班室。小女孩呆呆站在走廊里，透过玻璃门望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贴着门框，低声说：“阿姨，我叫小梅。”我随意点点头，她又走近几步，怯怯地说：“我妈妈住在402病房，她很疼，可我爸爸不在了，我陪妈妈治病。”
我忽然有些不安，不由多打量了她几眼。
她干脆走进值班室，倚在桌边，脸上还挂着泪痕，却用力笑了笑，说：“阿姨，你的眼睫毛真长啊。妈妈说，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都是天使。”我心里颤了一下，为她真诚的语调，也为她纯净的目光。
但是，说实话，我是很讨厌医院的，我不想让自己多姿多彩的青春年华消磨在这一片单调枯燥的白色里。我勉强地对她笑一笑，问：“你怎么不上学？”
“等妈妈病好了，我就去上学。”说到上学，小梅似乎高兴起来，“我家隔壁的丽丽比我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很快，她又低下头，眼睛里充满同龄孩子没有的苦难和沉重。我拉过她的胳膊，往她手背的伤口上涂药水，她使劲地抽鼻子，我以为她很疼，便放慢了动作。“阿姨，我不疼。”小梅懂得我的意思，笑着说。
我摸摸她的脑袋，“回去吧，妈妈该担心了。”她却不走，迟疑着，盯住桌上的空点滴瓶，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阿姨，这个能给我吗？我想用它卖钱。妈妈治病要用好多好多钱，我已经攒了15块钱了。”“瓶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不卫生，都是别人用过的。”我耐心地劝她。她点点头，最后看一眼瓶子，出去了。
后来，我断断续续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梅的爸爸去世早，妈妈下岗以后做了钟点工，收入勉强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却不幸患了尿毒症。
我很清楚，小梅妈妈的生命，只能依靠几天一次的血液透析维持。肾移植需要十几万元手术费，听说她们勉强凑了些钱，但还有七八万元的缺口，无法补齐。
二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小梅，她总是贴墙站着，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一个人。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妈妈被赶出医院。
可能因为那天的对话，小梅把我当作了救命稻草，尽一切努力讨好我。如果我脸上稍稍流露出厌倦，她就像做了什么错事，变得惶恐不安。
有时我想，为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也许我脸上应该多一些笑容。
小梅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妈妈床边，握着妈妈的手，小声跟妈妈讲话。在妈妈面前，她很少流露出忧愁的神情，总是努力在笑。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本应赖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她却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笑，应该怎样去努力适应生活。
她们母女每天只吃馒头和咸菜。一天中午，小梅随口说道：“妈，我刚才看到隔壁房子里那个人在吃香肠呢。”小梅妈妈干瘪的嘴唇哆嗦了两下，很快转过脸，望着窗外，用手掌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小梅立刻站起身说：“妈，我以后不看别人吃饭了，你别难过。”
我正从外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眼里忽然就涌起一团水雾。
小梅见到我，高兴地跑过来，大声说：“阿姨，我想借你的圆珠笔用一下。”我颤声说：“好啊，小梅是不是要学习了？”小梅的妈妈转脸看看我，苦涩地笑了。那是个30多岁的女人，却显得异常苍老憔悴。
小梅拿了圆珠笔，跑回病房，拉过妈妈的手腕，先画了一个蓝色的圆圈，又在圆圈里画了一些标记，然后兴奋地抬起妈妈的胳膊，对我说：“阿姨，这是我给妈妈买的手表！”小梅妈妈的手无力地耷拉着，像一根枯萎的树枝。
小梅紧紧握着妈妈的手，蓝色手表的图案在那一刻凝固，世界仿佛都退到了她们身后。
那天，我很伤感，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但是，这种伤感是有收获的，它让我同时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那个被苦难缠绕的小女孩，身上就充满了这种力量。
患了尿毒症的病人，体内毒素达到一定量而排不出去时，会非常痛苦，一旦经过血液透析，看上去又会和健康人没有多少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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