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十二日，朝唐朝廷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庞玉为梁州总管，命其率军讨伐集州僚人叛乱。
公元619年正值李渊建唐第二年，中原尚未完全统一，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控制洛阳，而西南边疆的稳定关乎关中腹地安全。梁州（今陕西汉中）作为"北瞰关中，南蔽巴蜀"的战略要冲，《读史方舆纪要》称其"得梁州则蜀门洞开"，此时集州僚乱直接威胁汉水粮道，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此背景下，朝廷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庞玉这等宿将出镇，实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举措。
集州，即今日四川南江县，作为川地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理单元，其发展轨迹深深镌刻在秦巴山地的褶皱之中。这片位于今四川南江县境的古老地域，自南北朝时期建制以来，便以独特的地理格局书写着边地文明的演进史。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的政区改革中，原巴州改置为集州，治所定于难江县（今南江县），这个坐落在米仓山南麓的行政中心，自此成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锁钥之地。群山环抱的地势造就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独特地貌，其"山如剑戟，水似游龙"，险峻地形既孕育了壮丽的自然景观，也塑造了陆路时代"栈道连云"的交通奇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集州的行政归属历经沧桑变迁。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为巴州的建制调整，折射出初唐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路；宋元时期随着羁縻政策的深化，这里成为土司制度与流官体制的交汇前沿；至明清"改土归流"，曾经的边陲要地逐渐融入中央集权体系。
尽管行政区划名称更迭不休，但南江区域始终保持着当地地域核心地位，正如清代《南江县志》所述："虽名号数易，然控扼米仓之道未改其重。"
这片土地的人文肌理中，流淌着巴文化的古老血脉。南江民歌《月儿落西斜》的悠扬曲调里，仍可捕捉到古巴人"锐气喜舞"的遗韵；正月"赶场"习俗中保留的以物易物传统，依稀可见古代僚人"日中为市"的风貌。散落在光雾山深处的宋代摩崖造像，将佛教艺术与巴地图腾巧妙融合；明清时期修建的牟阳古城遗址，城墙条石上深深浅浅的凿痕，默默诉说着"秦关蜀门"的军事往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发现的汉代崖墓群，以及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巴王墓出土的"虎钮錞于"（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后汉书》记载的"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的巴人信仰遥相呼应。
米仓古道青石板上的马蹄印，集州古城墙缝中的箭簇痕，共同编织成跨越千年的文明图谱。当现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青羊宫遗址出土的青铜戈、郫县独柏树出土的铜印章时，这穿越时空的文物，更让今人得以触摸那段"栈阁连天际，商旅接踵行"的辉煌岁月。
从南北朝烽烟中的军事要塞，到茶马古道上的商贸节点，集州的历史变迁恰是中国边疆治理史的微观缩影，在群山回响中诉说着文明融合的永恒主题。
僚人作为古代百越后裔，其活动范围横跨云贵高原与川陕交界地带，形成独特的山地文明体系。《魏书·僚传》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周书·异域传》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所在皆有"的记述，揭示了这一族群在西南地区的广泛分布。
其文化特征鲜明，采用"竖棺埋之"的悬棺葬俗，以铜鼓为权力象征悬于庭中，过着"依树积木以居，刀耕火种"的半农耕半渔猎生活。自魏晋时期开始，僚人持续北迁入蜀，《魏书》记载其势力范围已扩展至巴西、渠川等地。至南北朝时，僚人更在梁益之间形成"据险称王者二十余部"的政治格局，成为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必须面对的重要力量。
武德二年十月，当左武候大将军庞玉受命为梁州总管时，摆在这位关陇名将面前的正是僚人据守米仓道光雾山的严峻局势。叛军据守的险要地形"山有九关，关关相望"，唐军粮道被断月余。
庞玉出身京兆庞氏，其家族自西魏庞猛以来便是关陇军事集团核心，加之隋大业年间平定宜春僚乱的丰富经验，使其成为解决西南危机的理想人选。
他精准抓住僚人"刀耕火种"的经济软肋，在秋收前夕颁布"凡集州境内粟稻，悉充军实"的征粮令，同时利用熟僚与生僚的血缘网络实施分化策略。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熟僚"与"生僚"之分，实为中原王朝对南方僚人（百越后裔）实施差异化管理的认知框架，这一分类体系在魏晋至唐宋时期尤为盛行。所谓"熟僚"，即那些接受朝廷羁縻统治、定期纳贡的僚人部落，他们往往拥有朝廷册封的世袭首领（如刺史、司马等官职），参与官方盐铁贸易，并逐步采用汉式农耕技术，如唐代《蛮书》所述"熟僚种稻，岁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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