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初，刘武周派遣宋金刚进攻浍州，该城由齐王李元吉（唐高祖李渊第四子）所辖部将驻守。
前文讲到过，在刘武周、宋金刚进攻太原时，李唐皇家“败家子”李元吉就已经畏战逃回长安城。李元吉任并州总管时，驻守太原，其治下防务松弛，《资治通鉴》称其“骄侈不恤士卒”，导致山西防务整体薄弱。浍州作为太原防线南翼支点，兵力部署本就不足，再加上主帅李元吉临阵脱逃，面对宋金刚精锐部队的突袭更显孤立。
宋金刚采取“闪电战术”，自介州（今山西介休）沿汾河谷地急速南下，避开唐军主力布防区域，直扑浍州。其军以突厥骑兵为前锋，利用机动优势切断浍州与晋州（今临汾）联系。
唐军仓促闭城固守，但宋金刚部凭借兵力优势（史载“众至数万”）昼夜轮番攻城，并架设云梯、冲车等器械。唐军终因“城中粮械不支”，守军士气迅速崩溃。
攻城战持续约十日，宋金刚以火攻焚毁浍州南门，突厥骑兵率先突入，守军溃散。城破后，宋金刚纵兵掳掠，“丁壮悉戮，子女财货尽没”，浍州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严重破坏。
唐初浍州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一带（部分学者认为其治所可能在今翼城县东或曲沃县北）。具体辖区大致涵盖今翼城县、曲沃县部分区域，属临汾市管辖。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浍州为独立州级政区，直接隶属中央，未归其他州管辖。唐初虽未正式确立“道”为行政区划，但按监察分区概念，浍州属河东道（涵盖今山西省全境及周边部分地区）。
浍州设立于武德元年（618年），下辖翼城、绛县、曲沃等县。贞观十七年（643年）废浍州，辖地并入绛州（治今新绛县），此后未再复置。
浍州地处汾河谷地南段，控扼太原（并州）与蒲州（今永济）之间的交通要冲，是唐代河东防御体系的关键支点。其境内有浍水（今浍河）流经，故以水为名。
宋金刚攻陷浍州后不久，唐高祖李渊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负责抵御刘武周、宋金刚的进攻。裴寂是李渊太原起兵的核心谋臣，深得信任，但缺乏军事经验。李渊因信任其忠诚而委以重任。
裴寂作为太原起兵的核心谋臣，虽深得李渊信任，却从未独立统军作战。史载其性格优柔寡断，对军事谋略尤为生疏，此番临危受命实属仓促之举。
面对宋金刚大军的凌厉攻势，裴寂只是一味地接连派遣使者，催促虞州、泰州两地的百姓躲进城堡避难，并且烧毁他们的存粮物资，采用传统的坚壁清野之策。然而，这位谋臣并非实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却在错误的时机错用了良策。
"坚壁清野"作为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策略，其精髓在于将固守与资源管控相结合。所谓"坚壁"，即通过加固城墙、深挖壕沟、增设箭楼等手段提升防御工事的抗打击能力。战国时期墨子发明的"悬门"机关、汉代边关常见的瓮城结构，都是这种理念的具象化体现。
而"清野"则是对战场环境的彻底改造，不仅要将粮草牲畜转移至安全地带，还需破坏桥梁道路、填埋水井，甚至提前收割未成熟庄稼，使入侵者陷入"野无所掠"的绝境。
这种策略的实战价值在官渡之战中得到充分验证。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面对袁绍十万大军压境，在延津、白马等地实施战略性后撤时，命人将沿途粮仓尽数焚毁。当袁绍前锋文丑率部追至延津南坡，只见焦土千里，连饮马的水源都被填埋。疲惫的冀州军不得不从后方转运粮草，这为后来曹操奇袭乌巢创造了战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诸葛亮北伐时多次因粮道过长受阻，若曹魏能更彻底地执行清野策略，或许街亭之战的结局会有所不同。
真正将"坚壁清野"发挥到极致的，当属曹操北征乌桓之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军穿越卢龙塞时，张辽建议"焚积聚，徙人畜"，但曹操展现出更高明的战略眼光。他不仅迁移边民入关，更在撤退路线上预设补给点，这种"清野而不绝生机"的做法，既断绝了乌桓劫掠的可能，又为远征军保留了回旋余地。
当塌顿单于在白狼山发现曹军踪迹时，其部族既无充足粮草支撑持久战，又找不到熟悉地形的向导，最终在机动战中全军覆没。
不过这种策略犹如双刃剑，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是时机的把握，过早清野会动摇民心，过迟则难阻敌锋；其次是执行力度，东晋淝水之战前，谢玄派人在八公山布设疑阵，配合淮北地区的全面清野，使前秦军产生"草木皆兵"的错觉；最后是民生保障，唐代裴寂在河东强驱百姓入城却不备粮仓，反酿成民变，正是忽视了这个核心要义。
纵观战史，能将攻防节奏与资源调配如此紧密结合的策略，唯"坚壁清野"堪称冷兵器时代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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