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色的地中海，金色的沙滩，衣香鬓影的红毯。
当际华集团的包机，降落在法国尼斯机场时，第一次踏上欧洲土地的张谋子、巩皇等主创人员，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这个电影圣殿的憧憬和向往。
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一无所知，还沉浸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巨大喜悦中。
但这种喜悦，在他们抵达戛纳电影宫后，很快就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际华集团派驻欧洲的宣传组负责人，一个经验丰富的德国人脸色铁青地找到了张红旗。
“张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
他不仅确认了那个早上8点的“死亡场”排片，还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他把一本厚厚的制作精美的电影节官方手册，递给了张红旗。
“您看这个。”
张红旗翻开手册，找到了介绍主竞赛单元影片的部分。
所有来自欧美国家的电影，都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配着高清的剧照，详细的导演和主演介绍以及充满溢美之词的剧情简介。
而轮到《红高粱》时，版面缩水到只有可怜的四分之一。
介绍只有短短一行法文：“一部来自红色中国的讲述农民反抗故事的电影。”
配图，更是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截取来的模糊不清的连人脸都看不清的剧照。
这种巨大的毫不掩饰的差别对待，让跟在张红旗身后的几个年轻演员脸都气红了。
这哪是介绍，这分明就是一种无视和羞辱。
更大的羞辱，还在后面。
在电影宫的注册中心，当剧组一行人排队领取嘉宾证件时，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个在法国电影界跺一跺脚都能让地面抖三抖的大人物。
皮埃尔·杜邦。
法国最着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主编，也是本届戛纳电影节的官方顾问。
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白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下巴微微扬起，眼神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
他正好从注册官手里，拿过一份参赛影片的名单。
他的目光，扫到了《红高粱》这个名字。
他看了一眼旁边正在领取证件的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然后用一种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周围人都听到的声音，对他身边的朋友用法语说道：
“哦，瞧瞧，来自中国的‘田野调查报告’也来了。”
“希望他们这次带来了足够的茅台酒，否则，那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会非常难熬。”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发出了会意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声。
际华集团请的随行翻译是个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下意识地就把这番话，用中文小声翻译给了张谋子听。
张谋子那火爆脾气，当场就炸了。
他脸色涨红，攥着拳头就要上前去跟那个法国佬理论。
“你他妈说什么！”
张红旗眼疾手快，一把从后面按住了他的肩膀力道大得惊人。
“谋子，冷静。”
巩皇等几个年轻演员，更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感受到这种刺骨的带着种族偏见的屈辱。
她们的眼圈都红了，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被围观的猴子，不是来参加电影节而是来被审视的异类。
整个团队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看着张红旗，等着他发作，等着他为中国电影人讨回一个公道。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红旗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那个傲慢的法国评论家，甚至还对着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礼貌性的笑容。
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对自己的团队平静地说道：
“他说得对。”
“我们的确带来了好酒。”
“但不是给他们这种人喝的。”
“从现在起，所有人保持安静。不要跟任何人发生争执，不要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我们用作品说话。”
当晚，在电影节的开幕酒会上，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加明显。
巨大的宴会厅里，名流云集，星光璀璨。
好莱坞的巨星，欧洲的艺术大师，全世界的顶级片商都在这里谈笑风生，推杯换盏。
而《红高粱》剧组的一行人，就像一群穿着漂亮礼服的透明人，尴尬地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没有一个记者把镜头对准他们，没有一个片商过来跟他们搭话。
他们手里端着香槟，却一口都喝不下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别人的繁华。
第二天，那位傲慢的评论家皮埃尔·杜邦，在他主编的《电影手册》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戛纳需要的是艺术，而不是异国情调》。
文章里，他不点名地批评了选片委员会。
认为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世界性”和“多元化”，把一些“完全不具备现代电影语法”的“来自农业国家的宣传作品”也选进了主竞赛单元。
他认为，这是“对法兰西艺术精神的亵渎”，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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