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都算是按李世民的意思办的了，其时的李渊，已经只能做做仪式而已。他深知自己此刻的皇位已经名存实亡，权力已被秦王李世民牢牢掌控。
李世积并没有受到加封。一则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还真没有叫李世积回秦王府来参与。这也是李世民特意如此安排的。毕竟李世积得回到军营去掌控好外面的军队。如此，李世民只要在此事变中不死，逃出皇城，便还可以与李建成他们一搏。这就肯定少不得李世积的支持了！李世民真正的底蕴还是在于像李世积他们那班子的一帮子亲信掌握得有大量的外军。
当然，这些军队名义上是李渊的，不过关键时刻得看他们听谁的。还有呢也是李世积自己不愿受功的原因。李世积作为李渊十分信任的臣子，他支持哪个皇子，对此李渊自然不会有任何好说的。但他若也明摆着要迫使李渊来就范，那就成了乱臣贼子去了，这于大家名声都不好听。
也许李世民也是滤及于此，需要塑造个自己是受到忠臣良将们支持的形象，才如此故意将李世积排除在外拎出来摘干净的吧！包括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按他本意，也最好是由他个人来完成，免得其他人背负犯上弑主的恶名。
政变之前，太子冼马魏征经常劝说太子李建成及早除去秦王。李建成败亡后，李世民传召魏征，问道：“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 大家都为魏征担惊受怕，魏征却举止如常地回答道：“如果已故的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 李世民原本接收瓦岗军时就认识魏征，知道他是个直臣，也素来器重他的才能。一方面卖给原瓦岗众人一个面子，还有就是为了更好地收服太子李建成那些人，表示自己是宽宏大度的，所以才故意这么样问魏征。然后，他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对魏征以礼相待，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簿。
李世民还将王圭和韦挺从巂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召回，两人和魏徵一起都担任了谏议大夫。任命政变功臣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如此安排，既彰显了秦王的宽容大度，又合理地安排了各方势力，为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武德九年（626 年 7 月 31 日），任命秦王府护军秦琼为左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恭为右武候大将军。他们的职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提升，在军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武德九年（626 年 8 月 3 日），高士廉被任命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些任命标志着秦王府的核心成员全面进入权力中枢，开始掌控大唐的朝政大权。
武德九年（626 年 8 月 4 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前任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左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一系列的人事任命，让秦王府的势力如同一张巨大的网，迅速覆盖了整个朝廷，进一步巩固了李世民的统治地位。
武德九年（626 年 7 月 5 日），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这一决定，彻底宣告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的胜利，大唐的皇位从此正式进入了李世民的时代。
武德九年（626 年 7 月 14 日），高祖将亲笔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上太上皇的尊号。” 这一决定，是李渊在无奈之下的妥协，也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认可。
武德九年（626 年 9 月 3 日），李渊颁布制书，将皇帝位传给太子李世民，世民坚决推辞，李渊不许。李世民推辞，或许是真的心中有所顾虑，担心自己贸然接受皇位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与动荡。
武德九年（626 年 9 月 4 日），李渊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拜李世积为并州都督，赐封邑九百户。李世积为避李世民的讳，更名为李积。至此，大唐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李世民开始了他辉煌而又充满挑战的帝王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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