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元大都城墙巍然耸立，寒风裹挟着沙尘掠过街巷。城门口，一位身着粗布长衫的年轻书生驻足凝望，他便是二十三岁的刘伯温。此刻，他望着城门上斑驳的箭痕，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座承载着无数读书人梦想的都城，既象征着仕途的希望，也倒映着时代的沧桑。而他即将踏入的，正是一个充满荆棘与无奈的科举考场。
在元朝统治的画卷上，汉人的命运被涂抹上浓重的灰色。蒙古贵族凭借特权高居社会顶层，如同盘踞在云端的巨擘，牢牢掌控着政治、经济命脉。科举制度在草原铁骑带来的文化冲击下，如同风雨中的残烛，时明时灭。元初朝堂之上，“汉人不可掌机要”的论调甚嚣尘上，中书省、枢密院等核心官职几乎被蒙古、色目官员垄断。这种制度性的歧视，让无数寒窗苦读的汉人学子沦为时代的弃子。
“十儒九丐”的民谣在江南水乡、中原大地流传，道尽读书人的辛酸。他们或是在破落的书院中继续苦读，或是在市井间代写书信糊口，甚至不得不放下尊严，沦为乞丐。据史料记载，南宋故地的许多书院因缺乏经费被迫关闭，藏书散佚，曾经书声琅琅的殿堂，如今只剩荒草萋萋。知识的火种在夹缝中艰难存续，等待着破局的契机。
元世祖忽必烈帐下，谋士刘秉忠曾进言“以儒治国”，提议恢复科举、兴办教育，为朝廷吸纳人才。然而，这位马背上的帝王常年忙于征伐南宋、平定西北叛乱，将治国方略束之高阁。直到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士王鹗冒死进谏：“科举乃取士正途，若久废不兴，恐寒天下士人之心。”忽必烈这才下诏商讨选举之法。
此后十余年，朝堂之上围绕科举制度展开了激烈争论。至元六年设立国子学，试图培养蒙古贵族与汉族精英的融合人才；至元十年，真金太子力推科举，却因守旧势力阻挠未能成行。许衡提出“罢诗赋，重经学”的主张，试图将程朱理学与蒙古统治需求结合，这一建议最终成为元朝科举的基石。
然而，从政策提出到制度确立，整整耗费了四十余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当科举诏令终于颁布时，无数白发苍苍的老书生泪洒衣襟——他们等这一刻，已耗尽了半生。但这并非曙光的降临，而是新一轮不公的开始：考试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只需考两场，题目简单；而“南人”需考三场，题目刁钻晦涩。录取比例更是悬殊，汉人、南人进士名额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多被分配到偏远地区担任低级官职。
元统元年（1333年）的春天，刘伯温从江南启程，踏上了北上之路。他途经黄河南岸，目睹饥民遍野，饿殍枕藉；进入山东境内，又听闻红袄军起义的传闻。这些见闻让他心中不安，但科举的执念仍驱使他继续前行。大都贡院内，数百名考生蜷缩在狭小的号舍中，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刘伯温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与犀利的策论，脱颖而出，成为当年的进士。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才子。此时的元朝早已千疮百孔：黄河决堤，灾民暴动；权臣擅政，朝纲紊乱。朝廷无暇安置新晋进士，刘伯温只能黯然返乡。三年间，他在青田老家读书着述，却始终关注着时局变化。窗外的风雨声中，他或许曾无数次自问：寒窗苦读，究竟是为了什么？
至元二年（1336年），一纸任命终于到来——江西高安县丞。这个正八品的官职，在蒙古官员眼中不过是芝麻绿豆，对刘伯温而言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带着满腔抱负奔赴任所，却很快发现现实的残酷：县衙内，蒙古主簿傲慢无礼，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乡间豪强横行，百姓有冤无处申。但刘伯温并未气馁，他深入乡间调解纠纷，严惩贪官污吏，在有限的职权内践行着“为民请命”的理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刘伯温在高安的政绩，不过是元朝末年万千官员沉浮中的一个缩影。但正是这些在困境中坚守的读书人，用微弱的光芒，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也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而刘伯温，即将从这里出发，踏上更为波澜壮阔的人生征途。
暮色中的锦江泛着粼粼波光，江西高安县衙内，一盏油灯在案头摇曳。刘基握着朱笔的手微微颤抖，刚批完的案卷上，"秉公断案"四个大字墨迹未干。这位身着青衫的县丞不会想到，自己在此地的五年，将书写一段铁面为民的传奇，也将亲历元末官场的波谲云诡。
初到高安，刘基便以雷厉风行之姿整顿吏治。每日清晨，他必亲临县衙大堂，倾听百姓申诉；入夜后，又在烛光下反复研读法典。衙役们私下议论，新来的县丞仿佛不知疲倦，连案卷上的标点符号都要逐字推敲。他推行"三日结讼"制度，要求所有案件必须在三日内给出处理结果，一改往日拖沓之风。短短数月，积压的百余件旧案全部审结，县衙门前高悬的"明镜高悬"匾额，终于不再是徒有其表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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