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元朝朝廷再次起用刘伯温,任命他担任浙东元帅府的都事,此后还将他提拔为行省都事。刘基的“都事”官职是从七品,没有什么具体的职务,相当于如今省级机关的处级调研员。然而,刘基并不是一个会虚度年华的人。作为元帅府都事包括行省都事,他毕竟还得要面对实实在在的政务。很快,他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招安之事。
在招安山寇吴(成)七的过程中,刘基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谋略。他对吴成落草为寇的原因进行了仔细分析,深知吴成为匪,实是事出有因,完全是因为地方上治理不力,一些“政策失误”所致。吴成本质上并非穷凶极恶之人,他对抗朝廷,也是出于无奈。只因力量悬殊,他也深恐最后自己所带领的那几百父老乡亲与自己都要走上不归路。
刘基明白,想要招安吴成,不能仅仅靠武力,更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他亲自前往吴成的山寨,与吴成面对面交谈。在交谈中,刘基言辞恳切,向吴成分析当前局势,指出继续为匪只会让自己和乡亲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只有接受招安,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刘基还作出担保,承诺朝廷一定会善待他们。在刘基的真诚劝说下,吴成终于被打动,率众下山,重新成为了顺民。刘基也因在此次招安中立有大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在两年之内官职连升四级,成了从五品。
然而,刘基的麻烦并没有结束。不久之后,他又遇上了老问题——关于招安方国珍的事情。在刘伯温主管的地方,方国珍是一个臭名昭着的叛乱势力头子。方国珍以贩盐起家,趁着元末大乱,率领着一帮人马,到处烧杀抢掠、割据一方。他心狠手辣,手段残忍,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且,此人极其狡猾,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精。他在占山为王的同时,利用手中的财富买通了元朝政府的各种关系,在朝廷和江湖之间混得左右逢源。
在元末,许多土匪武装虽然打着义军的旗帜,实则都在为自己留着后路,等于是又在想着让大元朝廷招安自己,自己还能做做朝廷命官,方国珍、张士诚就是两个典型人物。当时的元朝政府非常黑暗,许多朝廷官员都收受过方国珍的贿赂,因此他们都认为对于方国珍应该予以安抚和招安。手握重兵的左丞相帖木耳也认为,对待南方的起义,应该剿抚并用,如此既能瓦解义军,又能集中兵力对付少数几股真正坚决反元的义军。
但刘伯温却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在他眼中,方国珍这种匪徒,对朝廷是一大祸害,对地方上的老百姓来说,更是罪大恶极。方国珍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认为,像方国珍这样的人,完全就是社会的毒瘤,迟早都是必须割去的。早点除去,还能真正安抚一方民心,使得朝廷所辖之地逐渐一片一片地恢复安定,才能免于反复暴乱滋生。反过来,朝廷才有可能重树形象,重得人心。当然,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所以,他只是坚持向上报告道:“对于像方国珍这样的首恶,必须要严剿,坚决镇压!否则,天下永无宁日!”
然而,方国珍得知朝廷有意招安他们后,便开始四处活动。他凭借着自己的财富和江湖势力,主动到各级官府去行贿,甚至还派人去给刘伯温送礼,劝说刘伯温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方国珍的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刘基家中,对刘基百般奉承,承诺只要刘基同意招安,就会给予他巨大的好处。但刘基不为所动,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使者,并严厉斥责了方国珍的所作所为。刘基的意见一路报到了中央,他坚决要求朝廷对方国珍加以镇压。
然而,方国珍疏通关系的本事的确很大。随着刘伯温的镇压意见上报,他的贿赂也一路走到了中央,在京城四处送礼拉关系。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纷纷为方国珍说话,在朝廷上为他美言。最终,京城的高官做出了决定:招安方国珍,同时斥责刘伯温多事,坚决压制方国珍的意见会伤了朝廷的德行,破坏朝廷形象。这其中,与帖木耳所执行的战略思想不无关系,事实上真正能决定招安方国珍他们的,就是帖木耳。
这回,刘伯温算是失算了,并没有摸准命脉!于是,刘伯温被罢官了,而且还被羁管(软禁)到绍兴,不得离开此地,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从此,刘基的人生陷入了低谷,他的理想和抱负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但他心中的那份信念,却依然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等待着再次绽放的那一天。
寒夜的绍兴城笼罩在浓稠如墨的夜色里,萧瑟秋风裹挟着细雨敲打着刘伯温幽居的宅院。被罢官羁管的他独坐案前,烛火在穿堂风中摇曳不定,映得满纸弹劾奏章上的朱批红得刺目。朝廷颠倒黑白的裁决如重锤般砸在心头,他猛然抓起案上茶盏,狠狠摔在青砖地上,瓷片迸裂的脆响惊飞了檐下栖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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