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启元年那金黄色麦浪翻滚、谷穗低垂的秋收时节缓缓落下帷幕，大明朝的十七个省份总计七百九十万公顷肥沃广袤的田亩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一数量相较于朱由校刚刚登基之时，竟然多出了整整九十万公顷！然而，实际被纳入征税范畴的田亩却仅有五百六十万公顷。之所以会有如此差距，乃是因为那些享有特权的士绅阶级被巧妙地从纳税名单中剔除出去了。
据统计，此次全国应收的田赋高达六千七百二十万石，这个惊人的数字竟是明朝历史上堪称巅峰时期的万历六年的整整三倍之多！当然，所谓“应收”，也就意味着如此海量的粮食尚未能尽数归入官府的库房之中。就拿湖广地区来说吧，今年这里的税粮压根儿就没做运往京师的打算。究其缘由，原来是西南土司悍然叛变，大批官军迅速集结于四川一带。而要维持这些官兵们的粮饷供应，以及后续战后的大规模重建工作，都急需大量的银钱支持。于是乎，内阁当机立断，大手一挥之下，决定让湖广（也就是日后的两湖地区）的税粮顺着滚滚长江水直抵重庆，以便及时满足前线明军的迫切需求。
自皇族一体纳粮的政策推行以来，一直身为四川土霸王的蜀王一系，其所坐拥的那片辽阔且富饶无比的庞大田产，终于也在此番抗击土司叛乱的行动中发挥出了应有的巨大作用，为稳定边疆局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如此，身为皇族大家长的朱由校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毫不犹豫地颁布了一道清晰明确的圣旨，册封蜀王世子朱至澍晋蜀王位，以此表达对朱至澍的嘉许与表彰。
万历四十四年朱至澍被册封为蜀王世子，四十五年蜀恭王朱奉铨去世。到天启元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本该三年守孝期满之后就该继位的朱至澍似乎被朱由校忘记了。好在，经过宗人府的提醒，朱由校也趁机掩盖了自己贵人多忘事的事实，下了这道迟了一年的恩旨。
话说回来，今年可是朱由校更改年号后的首个年头。他已不知多少次或明言或暗示内阁大臣以及六部官员们：朕手中的屠刀早已按捺不住，饥渴难耐。
他满心期盼着那些本该如数上缴的税粮无法足额征收上来。这样一来，好处可不少哩！其一，他便能借机大肆清查并惩治那些为富不仁的皇族亲眷、功勋权贵以及没有功名傍身的地主阶级；其二嘛，则能够顺势罢免那些碌碌无为的地方官吏，从而为来年的进士科举腾出足够多的空缺职位来。
哼！你皇帝竟然不顾脸面，一心只想着抄家敛财，都快上瘾了。不行，咱们这些文官可都是要面子的人，绝不能任由这种风气蔓延滋长下去。否则的话，天晓得哪一天皇上的那把屠刀就会无情地挥向他们自己的脖颈呢！——朝中官员们如是想。所以，今年秋粮税收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户部更是忙的热火朝天，官吏们恨不得自己插上翅膀飞往十七个省份去催收。
由于朱由校并没有废除一条鞭法，加上龙币的印刷并不能一下子就满足全国的需求，所以大明百姓，还得接受官绅的剥削，按照朝廷定下的一石米五钱银子来缴纳田赋。不过朱由校已经给宝钞司下达了要在天启四年的春收开始，全国老百姓都能以龙币代替白银来缴纳田赋的死命令。
也就是说，摆在茅元仪、王顺以及那一群银行职员面前的任务异常艰巨且紧迫，他们仅仅剩下不足三年的时间去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要在全国十七个省份开设分银行，并将其业务覆盖至全省范围内的每一个州府县，如此一来才能确保广大百姓能够便捷地兑换龙币。也就是将近两千家分行、支行，这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
值得庆幸的是，天津卫的扩建工程恰好为茅元仪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践场所和机会。为了进一步大力推广龙币的广泛使用，自秋季丰收结束之后，天津卫的扩建工程全面正式启动。
考虑到本次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方乃是商会组织，按照相关规定无法通过强制征调百姓服劳役的方式来抵扣工钱成本支出。因此，商会方面采取了日结的诱惑策略，以每日五分银子至一钱银子这样相对较为优厚的工资待遇标准，成功吸引并招募到了整整三十万流民、天津附近的百姓参与其中。
并且，向这三十万民众支付劳动报酬所使用的正是刚刚推向市场没多久的龙币，按照朱由校定下的汇率，一两银子兑换一千元龙币。百姓每日能领到的工钱是五十元到一百元之间不等。
就这样，大明皇家银行总行旗下的首家支行便在不知不觉间于天津卫悄然投入了正常运营之中，而龙币在天津卫悄然开始了它的‘处女秀’。
忙碌一天的百姓发现，商会给的工钱居然是一张或几张制作精美的纸币，顿时就炸开了锅。
深受宝钞之害的百姓，哪里还会相信什么纸币啊，他们纷纷扬言要求商会按照招工时开出的条件，支付他们白银或者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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