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人张成，擅长风角之术，推算占卜后认为会有大赦，就教唆儿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将其逮捕，不久后张成的儿子因为遇到大赦而被释放；李膺更加愤怒，最终还是查办并杀了他。张成向来凭借方术与宦官交往，皇帝也常向他询问占卜之事；宦官就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告发“李膺等人豢养太学里的游士，与各郡的学生相互勾结，往来奔走，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皇帝大为震怒，向各郡国发布命令，逮捕党人，并向天下宣告，让大家一起痛恨这些人。案件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拒绝受理，说：“如今要查办的人，都是在国内享有声誉、忧心国事、忠诚奉公的大臣，这样的人就算犯了罪，十代都应该赦免，哪有罪名还不明确就逮捕拷打的道理呢！”他不肯签署同意逮捕的文书。皇帝更加生气，于是将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监狱，供词牵连到的人，有太仆颍川人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寔、范滂等人，一共二百多人。有些人逃跑没被抓到，朝廷就悬赏捉拿，派出的使者到处都是。陈寔说：“我要是不去坐牢，大家就没有依靠了。”于是自己前往监狱请求囚禁。范滂到了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无罪，会在天帝面前为我申辩；如果我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众人听了这话，也就不再祭祀了。陈蕃又上书极力劝谏，皇帝忌讳他言辞过于急切，就以陈蕃征召的人不合适为借口，罢免了他的官职。
当时因党人案被牵连逮捕的，都是天下有名的贤能之士，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以自己没被牵连为耻，于是主动上书说：“我之前举荐已故大司农张奂，这算是依附党人。另外，我从前被判处到左校署服劳役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为我申诉，这表明我被党人所依附，我也应该受到牵连治罪。”朝廷知道了这件事，却没有追究。杜密向来与李膺的名声和品行相当，当时的人把他们并称为“李、杜”，所以两人同时被关押。杜密曾经担任北海相，在春天巡视的时候，到了高密，看到郑玄担任乡啬夫，知道他是个有特殊才能的人，就征召他到郡里任职，还送他去学习，郑玄最终成为大儒。后来杜密辞官回家，每次拜见郡守、县令，经常会有所建议和托付。同郡的刘胜，也从蜀郡辞官回到家乡，闭门不出，不与外界往来。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刘胜字季陵）是个清高的人，公卿们大多举荐他。”杜密知道王昱是在刺激自己，就回答说：“刘胜身为大夫，享受上宾的礼遇，却知道好人不举荐，听到坏事也不说话，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只为自己考虑，像寒蝉一样一声不吭，这是有罪的人。如今对于那些有志气、努力践行道义的贤能之人，我杜密举荐他们；对于那些违背道义、丧失气节的人，我杜密检举他们，让您赏罚得当，美名远扬，这难道不好吗！”王昱听了感到惭愧并信服，对待杜密更加优厚。
九月，任命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司空刘茂被免职。
冬天十二月，任命光禄勋汝南人宣酆为司空。
任命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窦武在任期间，征召了很多有名的士人，自身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不接受送礼贿赂。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够维持生活而已。得到两宫的赏赐，他都全部散发给太学的学生以及施舍给贫民。因此众人都赞誉他。
匈奴和乌桓听说张奂来了，都相继投降，一共有二十万人；张奂只杀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人都安抚接纳。只有鲜卑逃出塞外。朝廷担心无法制服檀石槐，就派使者拿着印绶去封他为王，想要和他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频繁地侵扰掠夺。他把自己的地盘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到辽东，连接夫馀、濊貊等二十多个城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等十多个城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到敦煌、乌孙等二十多个城邑，为西部。每个部分都设置大人来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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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记录了东汉“党锢之祸”爆发的关键节点，字里行间充斥着士大夫的血泪抗争、宦官的嚣张跋扈与皇权的昏聩无能。其中的人物抉择与制度溃败，不仅是汉末乱世的序幕，更藏着穿越千年的历史镜鉴。
襄楷的“狂言”：以“天意”对抗“人意”的绝望呐喊
襄楷两次上书，堪称汉代版“逆耳忠言”的极致。他借“太微星变”“柏伤竹枯”等天文灾异，直指桓帝“杀无罪、诛贤者”“拒谏诛贤”的暴行；以“河清”异象警示“诸侯欲为帝”的危机；甚至敢直言“黄门、常侍是天刑之人”，戳破皇帝“宠信宦官却求子嗣”的荒诞。这种将“天意”与“人事”捆绑的劝谏方式，看似迷信，实则是士大夫在皇权垄断下的无奈策略——当“人间法理”已无法约束帝王，只能抬出“上天示警”作为最后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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