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成的余党又推举赵弘为首领，势力又壮大起来，达到十多万人，占据了宛城。朱俊和荆州刺史徐璆等人合兵包围宛城，从六月一直到八月都没攻下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召回朱俊，司空张温上疏说：“以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好多年，才能打败敌人。朱俊讨伐颍川已经有成效了，现在他带兵南下，作战方略也已经制定好了。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应该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任务。”皇帝这才没召回朱俊。朱俊攻打赵弘，把他杀了。贼军首领韩忠又占据宛城抵抗朱俊。朱俊击鼓攻打宛城的西南方向，贼军全都跑到那边去抵御；朱俊亲自率领精锐士卒从东北方向突袭，登上城墙进入城中。韩忠只好退守内城，惊慌害怕之下请求投降。将领们都想接受投降，朱俊说：“打仗有时候情况看起来一样，但形势却不一样。以前秦朝和项羽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所以用奖赏来鼓励归附的人。现在天下统一，只有黄巾军造反。接受投降没办法鼓励人们向善，讨伐他们才能惩治恶行。现在要是接受投降，就又助长了他们造反的心思，贼军有利就进攻，不利就投降，纵容敌人，这可不是好办法。”于是加紧进攻，但是连续作战都没成功。朱俊登上土山观察敌军，回头对司马张超说：“我知道怎么办了。现在贼军外面的包围很坚固，里面的营寨也很紧张，他们请求投降不被接受，想突围又出不去，所以才拼死作战。一万人一条心，都很难抵挡，何况是十万人呢！不如撤掉包围圈，集中兵力进城。韩忠看到包围解除，肯定会自己出来。他们一出来，军心就散了，这就是打败他们的好办法。”后来撤掉包围圈，韩忠果然出来迎战，朱俊趁机进攻，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了一万多人。南阳太守秦颉杀了韩忠，剩下的人又推举孙夏为首领，退回宛城驻扎。朱俊赶紧攻打，司马孙坚率领士兵率先登上城墙。癸巳日，攻下宛城。孙夏逃跑，朱俊追到西鄂的精山，又把他们打败了，斩杀了一万多人。于是黄巾军被打散，其他州郡诛杀的黄巾军，一个郡就有好几千人。十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打败黄巾军，得到了张让宾客和黄巾军勾结的书信，就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皇帝责备张让，张让叩头谢罪，最后竟然也没治他的罪。张让因此找机会陷害王允，王允就被抓进了监狱。正好赶上大赦，王允出来后又担任刺史。可十天之内，王允又因为其他罪名被逮捕。杨赐不想让王允再受折磨侮辱，就派门客去劝他说：“您因为张让的事，一个月内两次被捕，那些坏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您可要好好想想办法啊！”王允手下那些性情刚烈的从事们，都流着泪捧着毒药给王允，让他喝药自杀。王允大声说：“我作为臣子，得罪了君主，应该受死刑来向天下谢罪，怎么能喝药求死呢！”说完把杯子一扔，站起来，出门上了囚车。到了廷尉那里，大将军何进和杨赐、袁隗一起上疏为他求情，王允这才被免去死罪。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黄巾起义期间及后续的各方博弈与社会动荡，展现了东汉末年统治体系的深层危机与乱世中的复杂人性，从现代视角看，可提炼出多重历史启示：
民心向背：治理的核心考题
交趾的乱局与平定极具代表性。此前刺史“多无清行”，通过苛敛财富求升迁，直接引发吏民叛乱；而贾琮到任后，仅用“安资业、招荒散、蠲徭役、诛渠帅、选良吏”等举措，便在一年内稳定局面，百姓歌谣“贾父来晚，使我先反”道破关键——民众的反抗往往源于生存绝境，而非天生叛逆。对比黄巾起义中“百姓之冤无所告诉”的背景，可见无论边疆还是中原，民心都是统治的基石，而“赋敛过重”“吏治腐败”则是逼民为乱的直接推手。
权力异化：帝国机器的自我摧毁
卢植的遭遇堪称官僚体系崩坏的缩影。他率军连破张角，即将攻克广宗，却因拒绝贿赂宦官左丰，被诬陷“固垒息军”，最终遭槛车征还。这一事件暴露了皇权被宦官操控后的荒诞：军事成败让位于权力交易，忠诚功勋抵不过谗言构陷。更讽刺的是，取代卢植的董卓毫无战功，却能凭借体制漏洞上位，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得帝国在危机时刻失去了真正能战的将领，加速了平叛进程的波折。
类似地，王允因查获张让与黄巾勾结的证据而遭报复，一月内两次被捕，即便有杨赐等人营救也仅得“减死论”。当宦官集团能随意左右官员生死、干预军事决策，权力已彻底异化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帝国的自我纠错能力完全丧失。
军事博弈：战略与人性的双重考验
皇甫嵩与朱俊的平叛过程，既展现了军事智慧，也折射出乱世中的生存法则。皇甫嵩在苍亭、广宗、下曲阳连战连捷，除了战术得当（如火攻、趁懈夜袭），更关键的是“温恤士卒”——“营幔修立后就舍，军士皆食后尝饭”，这种对士兵的体恤转化为战斗力，印证了“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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