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刘虞想派使者带着奏章去长安，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家都说：“右北平的田畴，二十二岁，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刘虞就备下厚礼，请田畴做自己的属官。准备好车马正要出发，田畴说：“现在道路不通，到处都是贼寇，如果以官方使者的身份去，很容易被人盯上。我希望以私人身份去，只要能把奏章送到就行。”刘虞同意了。田畴就自己挑选了二十个门客，一起上了西关，出了边塞，沿着北山走，直奔朔方，然后从小路到了长安，完成了使命。朝廷下诏任命田畴为骑都尉。田畴觉得天子还流亡在外，局势不安定，自己不能接受这份荣耀，坚决推辞不接受。得到朝廷的回复后，他赶紧往回赶，等回到的时候，刘虞已经死了。田畴到刘虞墓前祭拜，把朝廷的回复和自己的奏章拿出来展示，哭了一场后才离开。公孙瓒知道后很生气，悬赏捉拿田畴，抓到后问他：“你为什么不把奏章的回复给我看？”田畴说：“汉室衰落，很多人都心怀异心，只有刘公（刘虞）没有失去忠诚的气节。奏章回复里说的话，对将军您可不好听，我怕您不爱听，所以就没给您看。而且将军您杀了没有罪过的君主，又把坚守忠义的臣子当成仇人，我担心燕、赵之地的义士都会跳到东海里自杀，没人愿意追随您了。”公孙瓒听了，就把他放了。
田畴回到北方的无终县，带着宗族以及其他依附他的几百人，清扫土地，立下盟誓说：“不报仇雪恨，我就没脸活在世上！”于是就进入徐无山，找了一处地势险要又平坦开阔的地方住下来，亲自耕种来奉养双亲。老百姓都来归附他，几年间就聚集了五千多家。田畴对父老乡亲们说：“现在人多了，形成了村落，但没有统一的管理，也没有规章制度来治理，恐怕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主意，想和大家一起施行，怎么样？”大家都说：“行！”田畴就制定了一些规定，比如互相伤害、盗窃、打官司这些事，根据情节轻重来定罪，严重的要判死刑，一共有十多条。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还兴办学校，开展教学，把这些规定和制度向大家公布施行，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做到了路不拾遗。北方边境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威望和信用，乌桓、鲜卑各自派使者送来礼物，田畴都安抚接纳，让他们不要来侵扰。
十二月辛丑日，又发生地震。
司空赵温被免职。乙巳日，朝廷任命卫尉张喜为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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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四年，是东汉末年乱世格局加速裂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天灾与人祸交织，群雄角逐的态势愈发激烈，政治秩序的崩塌与社会伦理的失序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也为后续三国鼎立的雏形埋下了多重伏笔。
军事混战：权力版图的残酷重构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各路诸侯的交锋呈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曹操与袁术的拉锯战尤为典型——袁术在刘表逼迫下退守封丘，即便联合黑山军与匈奴势力仍难敌曹操，从封丘到襄邑、宁陵再到九江，一路溃逃中尽显颓势。而曹操则凭借精准的战术追击，连续破敌，不仅削弱了袁术势力，更巩固了自己在中原东部的军事存在。袁术最终虽夺取扬州，自称“徐州伯”，却依赖李傕的册封获取合法性，其势力根基实则脆弱，反映出乱世中“枪杆子”与“朝廷名分”的畸形依存关系。
袁绍与公孙瓒的青州之争则暴露了军阀混战的破坏性。长达两年的拉锯使“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经济生产彻底停滞。袁绍以子谭为青州刺史的举措，既是权力传承的布局，也凸显了地方控制权的家族化倾向。双方因赵岐调停而暂时和解，不过是疲惫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隐患。
袁绍对黑山军的征讨则展现了军阀“以战养战”的生存逻辑。他先破于毒，再斩左髭丈八等首领，继而屠灭刘石、青牛角等部，“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极端暴力手段背后，是对人口、资源的野蛮掠夺。而与张燕、乌桓的激战虽未分胜负，却暴露了袁绍联军的内部矛盾——吕布因将士暴横遭袁绍猜忌，最终险遭刺杀后投奔张杨，预示着关东诸侯联盟的彻底瓦解。
政治乱象：权威崩塌与伦理失序
中央层面，汉献帝的权威已名存实亡。正月日食、六月雹灾、华山崩裂、十月及十二月地震等“天谴”接连发生，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这些自然现象被视为王朝衰颓的象征，进一步动摇了汉室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太尉周忠被免、朱俊接任，司空杨彪、赵温先后更替，高官任免沦为权臣操控的工具，朝廷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空壳。
地方层面，“勤王”成为诸侯争名夺利的幌子。陶谦因遣使奉贡获封徐州牧，却“信用谗邪，疏远忠直”，致使“刑政不治”。许劭预见其“外慕声名，内非真正”而离去，后陶谦果然捕拿寓士，印证了乱世中“伪善者”的短暂得志与必然败落。下邳阙宣自称天子的闹剧与陶谦的斩杀行为，本质上都是对皇权的觊觎与践踏，只是后者更善于利用“朝廷认证”包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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