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盯着手机屏幕上的药房通知，那行“周姓女士”像一根细针，轻轻扎进她记忆的褶皱里。
窗外雨停了，空气湿润而清透，可她的心却沉得发闷。
她站起身，没换鞋就走出了门。
社区药房离她住处不过三百米，藏在街角一栋老楼的一层，招牌早已褪色，玻璃门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医保宣传单。
推门进去时，风铃轻响，药香混着消毒水味扑面而来。
“小林？”柜台后的张姐抬头，五十出头，圆脸微胖，是这条街上最熟悉她的店员之一。
“今天怎么来了？身体不舒服？”
林野摇摇头，声音很轻：“刚看到系统提醒……有个‘周’姓女士取了抗焦虑药。”
“哦，你说你妈啊。”张姐一边整理货架一边说，“她十年了，每月十五号准时来，从不迟到。奇怪的是从来不写全名，只签个‘周’字，我们都知道是谁。”
林野怔住。
十年？每月十五号？
她忽然想起昨夜母亲坐在客厅的样子——昏黄灯光下，翻着一本旧相册，手指缓慢地抚过某一页，嘴里喃喃：“我明明都按章程来了……你怎么还是不对劲？”
那时她以为又是母亲惯常的责备前奏，可现在听来，那语气里竟有一丝近乎崩溃的困惑，像一个迷路的人，在黑暗中反复核对一张早已模糊的地图。
“她……一直都这样吗？”林野问，嗓音有些哑。
张姐停下动作，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你是不知道吧？有次暴雨天，她凌晨四点就来了，在门口坐了两个多小时等开门。我们问她干嘛不改天再来，她说‘断药会出事’。还有一次，她取完药站在路边发抖，我递水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但眼睛一直很清醒，那种清醒，反而更让人心慌。”
林野没再说话。她走出药房，脚步虚浮，仿佛踩在别人的人生里。
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上班。
屋内安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
她站在父母卧室门前，犹豫了几秒，还是推开了门。
房间陈旧而整洁，属于母亲的那一半衣柜被锁着。
她在床底拖出一只木箱，灰尘扑簌簌落下。
掀开盖子，里面堆着几件旧衣、一叠奖状复印件，还有一本烧得只剩半边的校服——袖口焦黑卷曲，布料脆得不敢用力触碰。
但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她初中时参加全市绘画比赛的作品被举报抄袭后，学校当众烧毁的通知书连同校服一起焚化的仪式。
那天她躲在厕所哭到呕吐，而母亲站在人群最前排，面无表情地看着火焰吞噬一切。
可此刻，就在这件残破的校服上，一枚褪色的“三好学生”徽章仍牢牢别在胸口，金属边缘已被磨得发白。
林野指尖颤抖，将它捧起，贴近心口那道月牙形的旧痕。
闭眼。
启动金手指。
刹那间，皮肤之下如万千蚂蚁爬行，荆棘纹路虽已淡去，却骤然渗出微光。
一股陌生又熟悉的窒息感涌上来，眼前漆黑，意识却被猛地拽入某种深渊般的私语之中——
纸页浮现，字迹断续颤抖：
“我想抱你……可我怕你推开我。”
“你画的花真好看，但我不能说。”
“我替你求了特长生名额——别告诉你爸。”
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又被强行咽下的呜咽，带着压抑多年的哽咽与恐惧。
那不是林野的记忆，而是另一个人的视角：一个女人躲在办公室角落填申请表的手；在家长会上被人指指点点时咬紧的牙关；深夜独自对着空房间练习如何“正确批评孩子”的嘴型……
她猛然睁眼，冷汗浸透后背。
这不是情绪残响，这是记忆的碎片，是母亲藏在沉默背后的独白。
第二天清晨，她去了王桂香家。
这位母亲的老同事住在老工业区的家属院，屋子不大，墙上挂着几十年前厂里的合影。
听到林野提起母亲的名字，王桂香沉默了一会儿，才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泛黄的档案袋。
“你妈当年偷偷给你报了市青少年艺术班，填了这份推荐表。”她抽出一张纸，“她说‘她有天赋，不能埋没’。可你爸知道后当众撕了，骂她‘助纣为虐’，说你要专心考重点高中。”
林野接过表格，指尖发颤。
签名栏上，母亲的笔迹工整而坚定，像是用尽全力写下希望，又眼睁睁看它化为灰烬。
她开始翻找更多痕迹。
在家中的鞋盒底层，发现一张她初二数学满分试卷，背面写着“这次没挨骂，是因为我没炫耀”；家长会签到表上，“林野母亲”四个字被指甲反复抠划，几乎破纸；手机回收站里，藏着一条删了又写的短信草稿，收件人是——她小学班主任的号码，内容只有三个字：“她很棒。”
每一件物品都在低语。
它们不属于争吵、责骂或控制，而是另一种更深的痛：试图温柔却不得不挥刀自伤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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