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府办秘书科,我的处境确实有些特殊。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却担任着服务最高领导的联络员角色。这让我在科里既受到几分表面的尊重,也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和审视。
科里还有其他几位副县长的联络员,资历都比我老。
周文明的联络员陈善勇,三十五六岁,在府办多年,在府办深耕多年,做事四平八稳,但有点倚老卖老,让人不太舒服。其他几位联络员,除了田静,也都各有山头,背景复杂。
说到田静,这姑娘最近看我的眼神愈发不对劲。我不是木头,能感觉到那份超出同事界限的关心和热度。
但我心里早已被张婷占据,更何况,在府办这种是非之地,男女关系是高压线,也是最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的软肋。
我刻意保持着距离,公事公办。田静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态度,热情稍减,但那偶尔飘过来的眼神,依旧带着幽怨和不解。
死党马壮和陈志远偶尔拉我出去喝酒解压。马壮还是那副混不吝的性子,几杯酒下肚就嚷嚷:“怕他个逑!赵明宇不就是仗着他老子?涛子你现在是县长身边的人,他敢动你试试?”我笑着摇摇头。
忙碌、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加速着我的“成熟”。我学会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灵活,在维护自身立场的同时顾及他人感受,在忙碌压力下依旧保持冷静和高效。
时光如水,时间悄然流入2003年。
我与张县长之间的工作默契,已非昔日可比。他交代事项愈发简练,有时甚至只需一个眼神、几个关键词,我便能心领神会,将事情办得妥帖周全。
但我知道,这种默契,更多还停留在“公事公办”的层面。领导身边真正的“自己人”,不仅要能办事,还要能在私密事上靠得住,能分担不便为外人道的压力。
我还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触及私人领域、展现绝对忠诚的契机。
这年关将至的安稳没持续几天,从广南省传来的关于一种名叫“非典型肺炎”的怪病的消息,越来越骇人。传闻通过空气就能传播,医护人员成片倒下,恐慌情绪悄然蔓延。
河清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在广南省务工的人员数以万计。眼瞅着年关将近,在外奔波一年的老乡都想着回家团圆,这要是……我都不敢细想。
以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私下里已经开始流传“老乡见老乡,见面心发慌”。
县里反应快,火速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景元州亲自挂帅,张县长任副组长,实际操盘具体工作。
一时间,我们县府办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眼。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如同催命的符咒;红头文件、紧急通知像雪片一样砸下来;会议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我除了伺候张县长日常政务,还得协调摸排返乡人员、搞物资、准备汇报材料……忙得脚不沾地。
腊月二十七,张县长把我叫进去,脸上带着连日操劳掩不住的疲惫,难得地问起了私事:“小林,过年怎么安排?回去看看父母吗?”
我立刻恭敬回答:“是的县长,打算回去两天,一年没见了,陪父母吃个年夜饭。”
“嗯,百善孝为先,应该的。”张县长点点头,“回去陪父母好好吃顿饭。不过手机一定保持畅通,现在这形势,瞬息万变,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有突发情况。”
“您放心,县长,我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我应得干脆。
除夕当天,我提着年货坐上了回老家的班车。
窗外的田野村庄依旧熟悉,但年味儿却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冲淡了。好些村口拉起了醒目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外地返乡人员请主动登记”、“劝阻串门拜年”之类的标语,透着几分生硬和戒备。
得益于我“县长联络员”的身份,我们唐洼子村的村支书年前还特意来家里坐了一会儿,言语间的客气与往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隐晦地表示,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权力的附加值,在这种细微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原本青禾县教育局李明远副局长组织的年终饭局,也因这疫情形势严峻,主动打电话来取消了,在电话里还感慨“形势逼人啊,林秘书也要多保重”,省了我一番虚与委蛇的功夫。
在家炕头还没坐热乎,大年初二晚上,手机就跟催命似的响了起来,打破了乡村夜晚的宁静。来电显示是府办值班室,我的心猛地一沉。
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紧张:“林秘书!紧急通知!所有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委办府办全体人员,取消一切休假,明天早上八点半前必须全部到岗!省里下了死命令,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没半点犹豫,对上父母担忧的眼神:“爸,妈,单位有急事,疫情命令,我得立刻回去。”
母亲的眼圈当场就红了,张了张嘴,最终只化作一句:“娃啊,一定要小心……”父亲叹了口气,默默帮我收拾东西:“公家的事大,路上当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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