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府办秘书科，我的处境确实有些特殊。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却担任着服务最高领导的联络员角色。这让我在科里既受到几分表面的尊重，也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和审视。
科里还有其他几位副县长的联络员，资历都比我老。
周文明的联络员陈善勇，三十五六岁，在府办多年，在府办深耕多年，做事四平八稳，但有点倚老卖老，让人不太舒服。其他几位联络员，除了田静，也都各有山头，背景复杂。
说到田静，这姑娘最近看我的眼神愈发不对劲。我不是木头，能感觉到那份超出同事界限的关心和热度。
但我心里早已被张婷占据，更何况，在府办这种是非之地，男女关系是高压线，也是最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的软肋。
我刻意保持着距离，公事公办。田静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态度，热情稍减，但那偶尔飘过来的眼神，依旧带着幽怨和不解。
死党马壮和陈志远偶尔拉我出去喝酒解压。马壮还是那副混不吝的性子，几杯酒下肚就嚷嚷：“怕他个逑！赵明宇不就是仗着他老子？涛子你现在是县长身边的人，他敢动你试试？”我笑着摇摇头。
忙碌、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加速着我的“成熟”。我学会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灵活，在维护自身立场的同时顾及他人感受，在忙碌压力下依旧保持冷静和高效。
时光如水，时间悄然流入2003年。
我与张县长之间的工作默契，已非昔日可比。他交代事项愈发简练，有时甚至只需一个眼神、几个关键词，我便能心领神会，将事情办得妥帖周全。
但我知道，这种默契，更多还停留在“公事公办”的层面。领导身边真正的“自己人”，不仅要能办事，还要能在私密事上靠得住，能分担不便为外人道的压力。
我还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触及私人领域、展现绝对忠诚的契机。
这年关将至的安稳没持续几天，从广南省传来的关于一种名叫“非典型肺炎”的怪病的消息，越来越骇人。传闻通过空气就能传播，医护人员成片倒下，恐慌情绪悄然蔓延。
河清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在广南省务工的人员数以万计。眼瞅着年关将近，在外奔波一年的老乡都想着回家团圆，这要是……我都不敢细想。
以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私下里已经开始流传“老乡见老乡，见面心发慌”。
县里反应快，火速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景元州亲自挂帅，张县长任副组长，实际操盘具体工作。
一时间，我们县府办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眼。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如同催命的符咒；红头文件、紧急通知像雪片一样砸下来；会议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我除了伺候张县长日常政务，还得协调摸排返乡人员、搞物资、准备汇报材料……忙得脚不沾地。
腊月二十七，张县长把我叫进去，脸上带着连日操劳掩不住的疲惫，难得地问起了私事：“小林，过年怎么安排？回去看看父母吗？”
我立刻恭敬回答：“是的县长，打算回去两天，一年没见了，陪父母吃个年夜饭。”
“嗯，百善孝为先，应该的。”张县长点点头，“回去陪父母好好吃顿饭。不过手机一定保持畅通，现在这形势，瞬息万变，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有突发情况。”
“您放心，县长，我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我应得干脆。
除夕当天，我提着年货坐上了回老家的班车。
窗外的田野村庄依旧熟悉，但年味儿却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冲淡了。好些村口拉起了醒目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外地返乡人员请主动登记”、“劝阻串门拜年”之类的标语，透着几分生硬和戒备。
得益于我“县长联络员”的身份，我们唐洼子村的村支书年前还特意来家里坐了一会儿，言语间的客气与往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隐晦地表示，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权力的附加值，在这种细微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原本青禾县教育局李明远副局长组织的年终饭局，也因这疫情形势严峻，主动打电话来取消了，在电话里还感慨“形势逼人啊，林秘书也要多保重”，省了我一番虚与委蛇的功夫。
在家炕头还没坐热乎，大年初二晚上，手机就跟催命似的响了起来，打破了乡村夜晚的宁静。来电显示是府办值班室，我的心猛地一沉。
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紧张：“林秘书！紧急通知！所有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委办府办全体人员，取消一切休假，明天早上八点半前必须全部到岗！省里下了死命令，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没半点犹豫，对上父母担忧的眼神：“爸，妈，单位有急事，疫情命令，我得立刻回去。”
母亲的眼圈当场就红了，张了张嘴，最终只化作一句：“娃啊，一定要小心……”父亲叹了口气，默默帮我收拾东西：“公家的事大，路上当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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