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由皇帝亲自导演的舆论风暴，自然引起了朝堂的密切关注。
司马光、吕诲等持重老臣，对如此直白地宣扬武力、类比当下的做法深感不安。
他们能看出皇帝的意图，却难以公开反驳。因为皇帝援引的是正史，阐述的是事实。
他们最多只能在私下或奏章中，强调“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告诫皇帝不要“矫枉过正”，但已无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讨论的正当性。
吕惠卿、曾布等新党核心人物，则欣喜地看到皇帝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强大的道义和理论武器。
他们纷纷撰文、讲学，将当前的变法图强与汉武帝的“扫除边患、奠定强汉”直接类比，大声疾呼“不变法，不足以图存；不强兵，不足以立国”！他们将这场大讨论引向对现实改革的支持，气势如虹。
许多中间派的官员和太学生，则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历史的教训如此惨痛，现实的威胁又如此真切。
“苟安”的代价可能是亡国灭种，这个认知开始撼动他们固有的思想壁垒。尽管对变法的具体措施仍有疑虑，但在“必须自强”这个大方向上，共识正在悄然形成。
熙宁二年的这个正月，汴京城的空气中，除了年节的烟火气，更多了一股由历史硝烟和现实忧思混合而成的、沉重而锐利的气息。
赵顼站在宣德楼上，眺望着这座他立志要守护的繁华帝都。他知道，这场认知革命才刚刚开始，远未到收获的时候。朝中的争论不会停止，改革的阻力依然巨大。
但他成功地点燃了一把火。
一把用历史真相作为燃料，以国家生存为号召的烈火。
这把火，烧掉了士大夫心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把火，照亮了帝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这把火，也为他的熙宁新政，奠定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
“大宋，这天下……”赵顼在心中默念，
“朕无法选择在一个承平时代做一个守成之君。既然命运将朕推到了这风口浪尖，朕便只能效法汉武，做那个刮骨疗毒、励精图治的人。这千古骂名，若有，便由朕一肩担之吧！”
夜色中的汴京，灯火万千。而年轻皇帝的心中，一个更加坚定、也更具挑战的熙宁时代，正伴随着这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攻势，隆隆开启。
时值正月下旬，汴京关于“汉匈文明存续战”的讨论已臻白热化。太学内争辩不休，市井间议论纷纷。
就在这舆论的浪潮达到最高点时，监察御史里行谢景温的一道奏疏，如同九天惊雷，直入大内，旋即被赵顼刻意地、全文刊载于《邸报》，瞬间传遍整个京城。
这道奏疏没有泛泛而谈，开篇即直指核心：
“臣谢景温昧死上言：近观朝野热议汉武之功过，多止于论史。臣窃以为，此乃舍本逐末！太史公着《史记》，非为述往，实为鉴今。今我朝积弊，较之孝武初年，犹有过之。
若不正视，恐非止边患，实有社稷倾覆之危！请为陛下沥陈当今三大死结！”
第一弊：冗兵之弊，犹胜汉初和亲之耻！
奏疏的第一部分，就如同一把烧红的尖刀，直接刺向帝国最沉重、最敏感的伤疤——军队。
“《史记》载，汉初困于匈奴，岁奉金帛，犹不免烽火照甘泉。然汉之屈辱，在于国势未振。今我大宋之窘境，竟在于‘兵甲过多’！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臣请陛下试思：”
“账面禁军百万，然老弱充数、缺额空饷者几何？可披甲执锐、驰骋沙场者又剩几何？”
“如此百万之师，每年耗尽天下赋税十之七八，却连西陲小丑（西夏）亦不能制，仍需岁赐银绢以求苟安！
此与汉之‘和亲’何异？甚至更为不堪！汉之和亲，尚可换得一时喘息。今之岁赐，徒肥敌国，而我朝将士弓马日渐疏弛，武备反见废弛！”
“陛下，汉武若不裁撤老弱，精简军制，何来卫霍之锐士出塞？今之冗兵，非国之爪牙，实为附骨之疽！不割此疽，则财政必被吸髓而亡，强兵更是空中楼阁！”
（直指裁军必要性，将“冗兵”比“和亲”更耻辱，引爆了“文明生存”议题下的第一个现实炸弹。）
第二弊：选材之蔽，科举竟成天下英雄牢笼！
奏疏的第二部分，将矛头指向了士大夫集团的命根子——科举取士制度。
“汉武为求贤良，曾下《求贤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今我朝取士，竟以诗赋定终身，以雕虫小技决天下英雄之进退！岂不谬哉？”
“试问：熟读经史、通晓时务的国士，与只会吟风弄月、堆砌辞藻的文人，孰能为我大宋纾解边患、整顿财政？”
“如今士子，竟相钻研声律对偶，于钱谷、兵刑、水利、舆地等实学一无所知。一旦为官，何以治民？何以御敌？此非培养栋梁，实是批量生产误国庸才！”
“陛下，当此文明竞争生死存亡之秋，岂能再以如此选材之法，自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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