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地图前。
“赵顼欲变法强兵，是其志气，然根基未稳，内外交困。
梁氏欲借战固权，是其算计，然国力不济，有求于我。”
“既如此，我大辽便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打得再热闹些，再惨烈些！”
他下达了最终决策：
“耶律乙辛，”
他看向心腹：
“西夏那边，可暗中给予些便利。
那些陈年的皮甲、淘汰的弓矢，乃至些许他们急需的粮秣，可以‘民间贸易’之名义，酌情‘流’过去。
但要做得干净，既要让党项人有力气去咬人，又不能让他们吃饱了反过来噬主。”
“萧惟信，”
他又看向南院枢密使：
“对宋，要高唱和平。
热情接待欧阳修、司马光的使团，多谈诗书礼仪，澶渊之好。
要让他们觉得，我大辽志在文治，无意兵戈。
同时，严密监视宋军河北、河东动向，一有异动，即刻来报！”
“至于朕，”
耶律洪基负手而立，望着南方，语气中带着一种超越君主的、近乎造物主般的平静与深邃：
“便在这上京城中，修我辽礼，定万世之基业。
静待南方，鹬蚌相争。
待到时机成熟，再行渔翁之事，亦不为迟。”
“陛下圣明！”
众臣齐声躬身。
策略已定，鼓励西夏攻宋，有限度支援；
麻痹北宋，促其西顾；
自身加强战备，静观其变。
耶律洪基满意地颔首。
他仿佛看到，南方的宋与夏，已在他无形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预设的角斗场。
而他，大辽皇帝耶律洪基，则将一边推行文治，成就千古美名；
一边冷眼旁观，收取最大实利。
这文治武功，天下弈局，尽在掌握。
这种凌驾于两国之上，执子布局，坐看风云的感觉，确实美妙。
他轻抚着玉如意，对身旁的内侍淡淡吩咐道：
“传旨，七月接待南朝文化使团一事，需格外隆重。
朕要让欧阳修、司马光他们看看，我北朝，亦是礼仪昌明之邦。”
暖阁之外，春日渐暖。
而一场席卷宋夏的战争风暴，已在辽国最高决策者的默许甚至推波助澜下，悄然加速酝酿。
真正的强者，从不急于下场搏杀，而是善于让对手，在自己的棋局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熙宁三年三月，汴京。
桃李芳菲，春闱在即，整个帝国都沉浸在一片看似歌舞升平的科举盛事筹备之中。
礼部、贡院忙得人仰马翻，士子云集，文风鼎盛。
然而，大宋的权力核心——皇城大内福宁殿的东书房，气氛却与窗外的春光格格不入。
夜已深，书房灯火通明。
年轻的官家赵顼屏退了所有内侍，独自坐在堆积如山的奏疏与密报前。
科举的大事，他已全权交由曾公亮、冯京、韩绛这几位宰相去操持，他信得过他们的老成持重。
此刻，他所有的心神，都被来自西北——那片广袤、贫瘠却关乎国运的土地——传来的消息紧紧攫住。
皇城司的密报，在李宪的亲自打理和蔡确那日益增长的金钱支持下，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和细致。
明线的军情驿报，暗线的细作密信，再加上西北折家、种家等世代将门通过各自渠道送来的私信。
所有的线索，都如同无数条溪流，最终汇入他眼前的御案，勾勒出一幅清晰得令人心悸的图景：
西夏，那个由梁太后掌控的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磨刀霍霍。
他看到了西夏“擒生军”扩编操练的细节。
看到了边境榷场不正常的关闭与开启；
看到了梁太后频繁安抚党项大族的动向；
更看到了西夏使臣在辽国上京活跃的身影。
这一切，都不是小打小闹的寇边，而是一个政权在进行举国之战前的系统准备。
“明年秋收之后……”
赵顼放下最后一份密报，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无数情报碎片拼凑出的、冰冷的事实。
大战，已不可避免。时间，可能就在一年半之后。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憋闷感，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几乎让他窒息。
他，赵顼，大宋的皇帝，登基已三年有余（从治平四年正月算起）。
可这皇帝当得……真他娘的憋屈！
是的，憋屈。
这个粗鲁的词，在他心中翻腾。
他想起祖父仁宗皇帝时的岁币纳贡，想起父亲赵曙时的隐忍不安。
他本以为，自己年少继位，雄心万丈，定能一扫颓风，再造盛世。
可现实呢？
太祖皇帝赵匡胤“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遗训，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禁锢着他。
这皇权，远没有世人想象中那般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他每一次想有所作为，都会感到四面八方涌来的阻力。
他想富国强兵，王安石在河北的检地、韩琦文彦博的裁军，已是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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