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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的办公室里，暖气开得很足，将窗外的初冬寒意隔绝在外。林舟刚刚送走满面春风的刘主任，桌上那叠关于档案数字化的参考资料还散发着油墨的香气。孙主任的敲山震虎，为他扫清了省城里最后一点看得见的障碍。
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平顺得如同脚下光洁的地板。
就在这时，手机的振动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屏幕上跳动着一串来自红山县的陌生号码。
林舟接起电话。
“喂，是林舟博士吗？”电话那头，是秦峰副县长的声音，但往日的洪亮和爽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着的焦灼。
“秦县长，是我。”林舟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异样。
“林博士，出事了！”秦峰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无力和疲惫，像是跑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林舟的心头一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园区。是资金链？是施工安全？还是和企业的合作出了变故？他脑海里瞬间闪过数种可能性。
“别急，秦县长，慢慢说，出了什么事？”他的声音依旧平静，这种镇定通过电流传递过去，似乎也让电话那头的秦峰稍微稳住了一些。
“不是项目本身，项目进展很顺利，挖掘机日夜不停，第一批厂房的地基都快打好了。”秦峰叹了一口气，这口气里混杂着欣慰与苦涩，“问题……问题出在人身上，出在村里。”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不知从何说起。
“林博士，你还记不记得离工业园区最近的那个村子，叫上河村？我们修的那条通往园区的‘振兴路’，正好要穿过他们村口。”
“我记得。”林舟的记忆力很好，他甚至能回想起那个村子的位置和大致的人口结构。
“前天，上河村的村口，路被堵了。”秦峰的声音沉了下去，“不是因为拆迁，也不是因为征地补偿。是因为……因为村里要给他们的‘山神爷’过寿。”
“山神爷过寿？”林舟的眉梢微微挑动了一下，他一时间没能将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词汇和百亿级的新能源项目联系起来。
“这是他们村里传了几百年的老习俗了。”秦峰解释道，“每年立冬这一天，全村人都要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摆上三天三夜的流水席，搭台唱戏，祭拜山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这三天里，任何人、任何车辆，都不能从那棵大槐树下经过，说是会惊扰了山神爷。”
林舟大概听明白了：“所以，运输建材的车队被拦住了？”
“何止是拦住了！”秦峰的音量不由得提高了一些，“几十辆满载水泥和钢筋的重型卡车，全堵在村口，排出去好几里地！司机们怨声载道，工地上等着米下锅。我亲自去协调，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村里那几个最年长的老人，就坐在村口，搬着小马扎，谁说话都不听。他们说，工业园区是新来的，山神爷是祖宗，不能为了新来的就坏了祖宗的规矩。”
林/舟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秦峰继续说：“更麻烦的是，村里的年轻人跟老人们吵起来了。那些在工地上找了活干，或者准备等工厂建好了就去上班的年轻人，觉得这是封建迷信，耽误他们挣钱。有个叫王二毛的小伙子，性子最冲，当场就说‘什么山神爷，能当饭吃吗？能给我换个新手机吗？’，差点跟自己家的三爷爷动手。”
“现在，村口就分成两拨人。一边是守着老槐树，一步不让的老人。另一边是急着通路，觉得老一辈思想僵化的年轻人和司机。两边就这么对峙着，谁也不服谁。我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跟老人讲道理，他们说我不敬祖宗；跟年轻人讲规矩，他们说我老顽固。林博士，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秦峰的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这是他奋斗了半辈子才等来的红山县的春天，可春风吹绿了山野，也吹乱了人心。
林舟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他的脑海里，没有启动沙盘的推演，但一种类似沙盘的逻辑框架却在自发地构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性事件，它的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剧烈碰撞。
一方是“传统”，它的核心诉求是维护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它的驱动力是“恐惧”——对传统消亡、根脉断绝的恐惧。代表人物是那些守在槐树下的老人。
另一方是“现代”，它的核心诉求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它的驱动力是“欲望”——对更好物质生活的欲望。代表人物是那个想换新手机的王二毛。
而秦峰，则代表着“政府”，他的核心诉求是维持项目进度和社会稳定，他被夹在两种力量之间，动弹不得。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阵痛。扶贫，扶起了经济，却也撕裂了维系着这片土地几百年的文化纽带。口袋富了，脑袋却乱了。
“林博士，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强行通路？那肯定会激化矛盾，万一哪个老人气出个好歹，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可要是一直这么拖着，别说三天，一天都等不起，整个工期都要受影响，我们跟那些投资企业签的合同可都是有严格时间限制的！”秦峰的声音再次焦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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