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继位时已经17岁，按照常规，刘禅次年成人后，诸葛亮理应还政刘禅。
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223—234年，刘禅17—28岁），孔明实际是“代政”而非“辅政”。
而《出师表》对一国之君的言行设置诸多栅栏，提出非常具体的细节规范，这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的确也是相当少见的做法。因此就出现一种议论，诸葛亮实为蜀汉之“权臣”。
不过，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李严传》时《诸葛亮集》的这一档案有一段记载，似乎也“佐证”这点。
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大臣，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诸葛亮，劝后者“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在回信中断然拒绝了李严的提议。
但“问题”，似乎就出在诸葛亮的回书里。孔明在信里写道，“今讨贼未效，知未艾也，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对“十命”的含义，孙解读者见就认为，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
既然如此，就不能不先谈到“九锡”为何。《公羊传·庄公元年》记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按照这种说法，“锡”是个通假字。“九锡”其实就是“九赐”。汉代的何休对这段注疏时补充，“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斧钺，九曰柜鬯。”但这种说法显然是后起的。
因为“九锡，经无明文。”“九锡”首次见于史载为《汉书武帝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
严格意义上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被授予九锡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
《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多人请赐王莽九锡。
他们上奏说：“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五月，太皇太后来于前殿，亲赐王莽九锡。王莽所受各项赐品为：“绿拔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户纳陛。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
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接受“九锡”后，王莽最终篡汉家建立新朝。从此，“九锡”成了权臣篡位的先声，谁接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赵翼于《廿二史札记》卷七中立“九锡文”专条论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晋爵封国，赐以殊礼……”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就跟陈矫有一些不怀好意，等于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而自立为帝。
而诸葛亮回书里的“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似乎也未能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死忠汉室的迹。
但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回信里也说了，此议成后，“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
“帝”显然指的是后主刘禅，如果诸葛亮真的有不臣之心，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甚至在时机成熟时易代更祚、登上帝位，“帝还故居”将置后主刘禅于何地呢？
“若孔明真的意图‘受十命’而称帝，与诸子并升”一句又作何解呢？毕竟，皇位又不能大家一起坐。
甚至受“九锡”本身，在三国时期恐怕也尚未完全成为权臣篡位的代名词。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因夺取荆州擒杀关羽而与刘备决裂。
为免曹魏趁机夹击，首尾难顾，孙权审时度势，决计向曹操称臣。在曹丕受禅践祚后，孙权即“使称藩稽，及遣于禁等还”。于是曹丕遣“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这当然不是认可孙权即将称帝，而是想魏、吴两国在名分上确立君臣关系，魏据正统地位，同昔日汉朝一样，君临天下，是天朝上国；孙吴仅于曹魏，仅是魏朝皇帝所分封的一个诸侯王国。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孙权身上，吴嘉禾二年（233），公孙渊向孙权称臣，魏国的东吴之力来达到其割据辽东之目的，孙权大喜，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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