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高约1.5米，宽0.8米，用当地的石灰岩制成，正面刻着中文：“永乐十五年，译官马欢随郑和至忽鲁谟斯，通语言，结友谊，立此碑记。”背面是阿拉伯文，经伊朗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礼萨翻译，内容为：“中国大明王朝译官马欢，精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促成两国贸易与文化交流，忽鲁谟斯国王特赠银章，以表敬意。”
“马欢！是《瀛涯胜览》的作者！”程远激动地说，“他跟随郑和四次下西洋，记录了沿途三十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关键文献作者。但一直以来，我们只见过他的文字，从未发现过他的实物遗迹，这块石碑填补了空白！”
林珊的团队在石碑旁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铜制笔架——笔架上雕刻着椰枣树图案，底部刻着“马欢”二字，还有一个用皮革装订的残破笔记本，里面是马欢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三种文字记录的“翻译手册”。手册中，马欢详细标注了贸易常用词汇的翻译：“象牙——???（阿拉伯语），丝绸——?????（波斯语），瓷器——????（阿拉伯语）”，旁边还有他的中文批注：“忽鲁谟斯商人多讲波斯语，需熟记此词，免交易出错。”
“这是马欢的工作工具！”林珊小心翼翼地翻开手册，“你看这页，他画了一个简易的‘数字对照图’，将中文数字‘一至十’与阿拉伯数字‘1-10’对应，旁边注着‘交易时需核对数字，免少算货物’。这说明他不仅是翻译，还负责贸易对接，是郑和与忽鲁谟斯国王沟通的核心桥梁。”
欧阳宗明则在古港的贸易市场遗址，发现了一枚银质印章，印章上刻着“大明译官马欢”六个篆字，边缘还刻着忽鲁谟斯国王的徽记。“这枚银章应该是忽鲁谟斯国王赠予马欢的，”欧阳宗明用光谱仪检测，“银章的含银量达98%，属于王室专用规格，证明马欢在当地享有极高的礼遇。”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曾记载他在忽鲁谟斯的经历：“忽鲁谟斯国王率群臣迎郑和船队于码头，设盛宴款待，赠象牙、宝石、乳香等物。吾为通译，述大明皇帝‘和平通好’之意，国王甚喜，愿与大明永结友好。”而石碑和银章的发现，让这段文献记载有了实物佐证，也让我们看到了马欢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在忽鲁谟斯古城的图书馆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用波斯文写的《使者记》，作者是忽鲁谟斯的史官。书中记载：“中国译官马欢，带来《论语》抄本，与吾国学者探讨‘仁’‘礼’之道，互赠书籍。马欢言：‘国与国之交往，如同舟共济，需以礼相待，以信相交。’此语甚善，吾记之。”
穆罕默德·礼萨带着这本《使者记》的复刻本来到考古队，笑着对程远说：“我的祖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多次提到马欢，说马欢是‘带来和平的使者’。过去，我们只知道这段历史存在于文献中，现在有了石碑、银章和翻译手册，这段跨文化交流的故事终于完整了。”
中伊联合在忽鲁谟斯古港遗址建立了“马欢纪念广场”，将石碑复刻品立于广场中央，旁边展示着马欢的翻译手册和银章复制品。广场落成当天，中伊两国的学者和民众共同参加仪式，伊朗文化部长在致辞中说：“马欢的故事告诉我们，六百年前，中国和伊朗就通过海洋实现了友好交流；今天，我们更应该传承这份友谊，让和平之船继续航行。”
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港（明代的木骨都束）正值雨季，“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个红漆木箱——箱子虽已腐朽，但箱体上“医官李茂”四个字仍清晰可辨。当程远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时，里面的物品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一套银针、二十多个油纸包好的草药包、一本线装的《海上医方》，还有一个铜制的药臼和药杵。
“《郑和航海图》虽未记载医疗保障，但一支两万多人的船队，要在海上航行数年，医疗体系至关重要，”程远拿起一根银针，针身仍保持着银白色，“这是明代太医院专用的针灸针，长度约5寸，与《针灸大成》记载的‘治疗风寒用长针’完全一致。李茂作为船队医官，负责船员的健康，他的药箱，是研究明代海上医疗的活化石。”
郑海峰的团队对草药包进行了检测，发现里面装着薄荷、金银花、艾草、黄连等草药，还有一些晒干的柑橘皮和豆芽。“薄荷和金银花用于治疗感冒，黄连治腹泻，艾草可温经散寒，”郑海峰指着柑橘皮和豆芽，“这些是预防坏血病的关键——柑橘皮含维生素C，豆芽在船上可培育，能补充新鲜蔬菜，比西方船队用柠檬预防坏血病早了三百年！”
《海上医方》是李茂的医疗记录，里面详细记载了他的诊疗案例：“永乐十二年三月，水手王二，年二十五，患腹泻，日泻五次，予黄连煮水服之，每日三次，三日而愈。”“永乐十二年四月，译官马欢，年三十五，感风寒，头痛发热，施针灸于合谷、风池二穴，留针一刻钟，当日热退。”“永乐十二年五月，船员张三，年四十，因搬运货物扭伤腰，予艾草热敷，配当归、川芎煎剂，七日好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