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八年的盛夏，烈日炎炎，帝国的新政在深化推进中，持续激发着各方面的活力与矛盾。年轻一代的砥柱们，在各自领域面临的挑战愈发具体而微，他们的决策与行动，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得失，更在塑造着帝国未来的制度与格局。
宗人府英才馆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然成为宗室子弟获取实缺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入学人数增多，水平参差不齐，如何公平、有效地选拔真正的人才成为新的难题。魏国公徐允贞与宗人府宗令（通常由亲王兼任，此处可设为一位相对开明的郡王）经过反复商讨，并奏请皇帝批准，推出了更为严格的“升等考”制度。
此制度规定，英才馆学员需经过“初识”（基础经史、算学）、“通略”（实务案例分析与策论）、“专长”（自选格物、经济、舆地或兵法一科深入考核）三轮考核，综合评定为“上等”、“中等”、“下等”。唯有获得“上等”评定者，方有资格被吏部、兵部优先选任重要实缺；“中等”者可任次要职位或继续深造；“下等”者则需重修或劝退。
此规一出，尤其在那些习惯了靠祖荫、走关系的上层宗室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位权势煊赫的亲王，其嫡孙在“通略”考中因策论空泛、不切实际而被评为“中等”，亲王亲自出面说情，希望宗人府能“酌情通融”。
面对这位皇叔祖的压力，徐允贞并未退缩，她与宗令一同面见亲王，态度恭敬却立场坚定：“王爷，英才馆设立之初衷，便是要选拔真正能任事之才，为宗室开一新途。若今日为一人破例，则馆规如同虚设，何以面对天下宗亲？何以向陛下交代？世子天资聪颖，只需沉下心来，多接触实务，下次定能取得上等。此非阻其前程，实乃助其夯实根基，望王爷明察。”
她的话语柔中带刚，既维护了规则的严肃性，又给足了亲王面子，更点破了溺爱反而可能耽误子弟成长的道理。亲王虽心有不悦，但在皇帝明确支持新政的背景下，终究未能强求。此事传开，英才馆的规矩算是真正立住了，那些试图凭借身份走捷径的宗室子弟不得不收敛心思，开始真正重视起馆内的学业。旧藩势力维护特权的“最后壁垒”，在规则与实绩面前，出现了裂痕。
北海方向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朱由检派出的“北海忠勇营”在一次深入勒拿河支流侦察时，与一支规模相当的罗刹哥萨克探险队遭遇。双方在密林与河滩间爆发了激烈战斗。罗刹人火器精良，作战悍勇；而“忠勇营”则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明军军官的战术指挥以及土着战士的悍不畏死，与之展开了殊死搏杀。
战斗异常残酷，箭矢与铅弹横飞，刀光与斧影交错。一名鄂温克神箭手在树上精准地点射罗刹火枪手，而一名明军小旗官则组织排铳齐射，压制敌方冲锋。最终，凭借更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意志，“忠勇营”以伤亡近三成的代价，击溃了这支罗刹队伍，毙伤俘敌数十人，并缴获了部分地图和日志。
消息传回镇北堡，朱由检既为损失痛心，更为“忠勇营”的表现感到振奋。他亲自为阵亡将士主持了祭奠仪式，重重抚恤其家属，并为立功者颁发了双倍奖赏和特制的“北海勇士”银牌。此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它证明了朱由检构建的“以夷制夷、混编精训”模式的可行性，“忠勇营”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真正成长为一支可靠的尖刀力量。罗刹人也通过此战意识到，大明在北疆的渗透已非小打小闹，其前沿存在已然巩固，未来的冲突将更加常态化、激烈化。
天津卫，巨大的船坞内，龙骨初具。依据张献忠的蓝图和王承恩的全力推动，大明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贸易舰队”开始了建造。首批计划建造四艘大型“福船”改进型的“泰昌宝船”，载重量更大，结构更坚固，预留了更多的炮位。与此同时，“大明海事学堂”（天津堂）的首批近百名学员，在经过近一年的严格培训后，即将迎来结业考核。
这一日，朱常洛再次携太子朱由楧莅临天津。他们不仅视察了船坞工程，更亲自观摩了海事学堂的结业演武。学员们需在模拟的复杂海况下操纵帆缆、辨识星象、测算航速，并进行火炮模拟射击和接舷战演练。太子朱由楧看得目不转睛，尤其对学员们使用的、融合了西洋象限仪和大明传统牵星板优点的“泰昌航海仪”表现出浓厚兴趣。
王承恩禀报：“陛下，此批学员结业后，将优先配备至新造宝船及现有水师主力舰艇，充任舵手、炮长、导航等关键职务。假以时日，我大明水师纵横四海，非复虚言！”
朱常洛颔首，对太子道：“楧儿，看到了吗？海权之基，在于舰船，更在于人才。无舰船，则如虎无爪牙；无人才，则如舟无舵手。此学堂，便是我大明未来海疆之基石。” 太子的心中，对“制海权”的理解，从书本概念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刻。帝国的海洋战略，正在舰船的钉锤声与学堂的演武声中，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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