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是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探索世界的开始。对陆寒星来说，却是另一段更为精确、刻板的苦难日程的开端。
清晨，天色未明。
他必须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准时醒来。喂猪、浇菜、打扫院子、准备一家人的早饭……这一系列活在刘娥尖锐的嗓音监督下，必须高效完成。直到那个女人检查满意，用鼻子哼一声，他才能抓起那个破旧的书包，像逃离瘟疫一样冲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家。
学校，成了他短暂而珍贵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他只需要面对书本和知识，不需要担心随时会落下的打骂，也没有永远干不完的杂活。他可以暂时忘记海城的腥咸，沉浸在文字与数字构成的、相对公平和宁静的世界里。他拼命地学习，不仅因为这是本能的对知识的渴望，更因为他隐隐觉得，这可能是他未来唯一能依靠的东西。
然而，放学的铃声，对他而言从不意味着解放，而是另一场争分夺秒的赛跑的开始。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因为“到点做饭”是铁律。一旦晚了，哪怕只是几分钟，等待他的就不是简单的责骂，而是更为屈辱的惩罚——跪在饭桌前，不许吃东西，眼睁睁看着刘娥和妹妹享用他亲手做的饭菜。 食物的香气与腹中的饥饿，养母和妹妹咀嚼的声音与自己膝盖的酸痛交织在一起，那种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远比单纯的挨打更摧残人心。
周六周日，是其他孩子期盼的快乐时光，对他而言却是加倍的煎熬。
随着年龄增长，他“长大”了，这意味着他具备了干更多农活的能力。天不亮，他就被赶下床，开始一整天无休止的劳作。做完早饭后，刘娥会像施舍乞丐一样，扔给他一块冷硬的馍馍。这就是他一天的口粮，吃完就必须立刻下地。翻土、除草、施肥、收割……无论烈日当头还是阴雨绵绵，他瘦小的身影总是在田埂间忙碌，直到天色完全黑透，才能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家。接着，他还要准备晚饭，收拾完一切，才能得到一点点可怜的睡眠时间。
三年后，他九岁。
那个被他从小伺候到大的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于是，他的“职责清单”里又增加了沉重的一项：接送妹妹上下学。
这看似简单的任务，却成了他新的噩梦。妹妹被娇纵惯了，放学路上常常贪玩，不愿意立刻回家。他不敢催促，更不敢强行拉她走，因为任何引起妹妹不满的行为，最终都会由他来承担后果。妹妹在外面多玩一刻，他内心的恐惧就增加一分。
果然，每次因为妹妹贪玩而回家晚了，刘娥从不责怪自己的亲生女儿，所有的怒火都会精准地倾泻到陆寒星头上。
“你是怎么当哥哥的？”
“连个人都看不住！”
“是不是你故意带妹妹去野了？”
辩解是徒劳的，只会招来更凶猛的打骂。于是，他再次成为那个跪在饭桌前的受罚者，看着妹妹若无其事地吃着饭，听着刘娥刻薄的数落。他明白了，在这个家里，他存在的意义，就是承担一切错误和痛苦的容器。
学校那片短暂的“桃源”，终究被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名为“家”的深渊牢牢拖住，无法真正脱离。他的童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奔跑、劳作、恐惧与屈辱中，被一点点磨蚀殆尽。
养父入狱，对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而言，是抽走了最后一根看似稳定的支柱。家里断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刘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咒骂声充斥着破败的屋子，看向陆寒星的眼神也愈发像是在看一个吞噬家运的灾星。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刘娥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张泛黄的纸条，盯着上面的地址看了很久，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犹豫、算计和最后一丝希望的表情。几天后，她罕见地没有对陆寒星非打即骂，而是用一种极其压抑的、带着明确威胁的语气叮嘱他：
“我要去外地一趟，办点事。你给我听好了，好好‘照顾’你妹妹！她要是瘦了一斤，掉了一根头发，我回来剥了你的皮！听见没有？！”
她就这样走了，留下十二岁的陆寒星和更年幼的妹妹。那几天，陆寒星的心始终悬着，一方面要更辛苦地操持家务，看顾妹妹，另一方面，一种模糊的不安感像潮湿的霉菌，在他心底悄然滋生。
几天后，刘娥回来了。
但她不再是离开时的那个刘娥。她脸上所有的算计和希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败的、深入骨髓的绝望，以及一种灼热的、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愤恨。她像是被人抽走了魂魄，又像是从地狱里爬回来，带着满腔的怨毒。
而陆寒星敏锐地察觉到，刘娥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
如果说以前是毫不掩饰的嫌弃和厌恶，是把他当作一件无用且碍眼的垃圾，那么现在，那双眼睛里燃烧的是赤裸裸的恶毒，是刻骨的仇恨。那目光像淬了毒的针，扎在他身上，带着一种几乎要实质化的杀意，仿佛他们之间不是养母与养子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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