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医院院长在电话里接到林杰亲自打来的电话，声音都紧张得变了调，连连保证一定安排最好的医生、最安静的单人病房让林念苏休息，绝不让任何闲杂人等打扰。
林杰没有多说什么，只强调了一句：“按普通医护人员标准安排，不要搞特殊。”便挂了电话。他知道，这通电话本身就已经是特殊了，但他无法做到对累倒的儿子不闻不问。
回到指挥台前，他强迫自己将所有精力重新投入到眼前更庞大的危机中。
各司局连夜赶工起草的策略调整草案初稿已经汇总到他这里，厚厚的几大本，涉及监测预警、口岸管控、社区防控、医疗救治、物资保障、信息发布等方方面面。
上午九点，决策室内，气氛比昨晚更加凝重。
不仅健康委和相关部委的领导在座，还来了两位更高级别的领导坐镇，显示出ZY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每个人面前都放着那摞沉重的草案初稿。
会议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论。
“我坚决反对草案里弱化动态清零总方针的表述！”一位资历很老、分管过多年卫生工作的领导率先开炮，他脸色涨红，手指敲着桌面，“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宝！现在病毒是厉害了，但我们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我认为，非但不能弱化，还要进一步加强！对于新发疫情地区，要更早、更快、更严地采取区域静态管理，不惜一切代价把病毒扑灭在萌芽状态！”
他话音刚落，另一位负责宏观经济运行的领导立刻反驳：“不惜一切代价？老马，你说得轻巧！你知道全面静态管理一天，GDP损失多少吗？多少中小微企业会倒闭？多少农民工要失业？供应链中断的连锁反应有多大？现在全球经济形势本来就不乐观，我们承受得起再来一轮不惜代价吗？”
“经济重要还是人命重要？！”马老情绪激动，“一旦疫情失控，医疗挤兑，死的就不是经济数据，是活生生的人！你看看国外那些躺平的国家，死亡率有多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还要不要了？”
“这不是简单的二选一！”经济领导也提高了音量，“我们要的是科学防控，精准防控！BA.9的R0值超过15，潜伏期短，传播力这么强，等你发现病例再搞大面积静态管理，病毒早就传开了！成本极高，效果还未必好！这就像用高射炮打蚊子，蚊子没打死，房子先打塌了！”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像国外一样放任自流？”
“当然不是放任自流！我们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另一位专家型领导扶了扶眼镜，语气相对冷静，“我认为，策略调整的核心，应该是将有限的、宝贵的防控资源，从大规模人群筛查和隔离，向保护高危人群和加强医疗救治倾斜。比如，加快推进老年人等高危群体的加强针接种，特别是研发针对新毒株的疫苗；比如，大规模扩充ICU床位、储备呼吸机等救治设备；比如，确保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目标是‘防重症、降死亡’，确保医疗系统不被打穿，而不是追求根本无法实现的零感染。”
“我同意这个思路。”另一位负责社会建设的领导接口，“长期的、频繁的、大范围的封控，对社会的隐性伤害很大。基层干部疲于奔命，群众生活不便，心理问题凸显，社会矛盾也有激化的风险。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和韧性。”
“但是观念转变需要时间！”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面露难色，“民众已经习惯了清零带来的安全感，突然告诉他们病毒防不住了，要把重点放在防重症上，舆论能接受吗？会不会引起恐慌？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我们躺平、放弃人民？这个舆论风险，我们必须充分评估！”
“是啊，政治风险太大了！”有人附和，“之前我们一直宣传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调‘动态清零’是最佳选择，现在突然转向，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如何应对外部势力的抹黑？”
“难道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和舆论安全，就要死抱着明显已经不适应新病毒特性的旧策略不放吗？”一位比较年轻的、技术官僚出身的副部级干部忍不住反驳，“这才是对人民最大的不负责任！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的理性和智慧，把真实的科学数据和面临的困难讲清楚，寻求最大的理解和共识！”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主张严格封控的一方，担心疫情失控和人道主义灾难；
主张精准防控和保救治的一方，忧虑经济停滞和社会失序；
还有更多人夹在中间，既怕放开口子收不住，又怕封控代价付不起。
林杰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草案的封面。
他注意到，周明华坐在靠后的位置，认真地记录着，偶尔抬起头，看着争论最激烈的几位领导，却没有发表任何个人看法。
*他在评估风向？还是在收集信息？* 林杰心中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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