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0月下旬，于法国北部，某处（或许靠近阿拉斯？地图早已失去意义。）
我亲爱的凯西，
如果我的字迹比上一封信更加难以辨认，请你原谅。我的手指不仅因为寒冷而僵硬，更因为长时间紧握工具和步枪，以及浸泡在冰冷的雨水中而肿胀麻木。墨水似乎也受了潮，就像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士气，都湿漉漉、沉甸甸的。
上次写信时，我们正准备向北进发。现在，我们确实在北方，但情况远比单纯的“向北走”要复杂和令人费解得多。那种漫无目的的行军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令人不安的节奏：急促的移动、短暂的接触、混乱的交火，然后再次移动。
一切的变化始于那道转向北方的命令。没有解释，没有清晰的战略说明。士官只是阴沉着脸，告诉我们：“德国佬想包抄我们，我们要抢先包抄他们。动作快！” 就这样，我们不再试图向东追击那些“撤退”的德军（我现在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撤退），而是加入了一场巨大的、横贯整个法国北部的赛跑。一场我们和德国人都在拼命向对方侧翼迂回的、荒诞的赛跑。
日子变成了一种残酷的循环：走路、睡觉（如果能称之为睡觉的话）、再走路。但“走路”这个词太轻描淡写了。这是背负着几十磅重的装备，在无休止的雨中，踩着没过脚踝、有时甚至及膝的泥泞前进。道路成了烂泥潭，我们的卡车和补给马车经常陷在里面，需要我们这些本应是技术兵的人，像牲口一样去推、去拉。那些珍贵的蒸汽骑士更是举步维艰，它们沉重的金属脚掌深深陷入泥沼，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蒸汽活塞的疯狂嘶鸣和机械结构的痛苦呻吟。我的工作从精细维护变成了与泥巴和故障的绝望搏斗。
我们的目标是“包抄德军侧翼”。这句话在地图上听起来很聪明，但在现实中，却成了无尽的挫败之源。每次我们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地到达一个指定的地点——通常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比如皮卡迪附近的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或者像阿拉斯这样稍大一点的城镇外围——我们得到的消息往往是：德军刚刚离开，或者更糟，他们就在前面，正试图做同样的事情来对付我们。我们就像两个在浓雾中互相摸索的盲人，不断地伸出手，却总是擦肩而过，或者撞个满怀。
而“撞个满怀”就意味着战斗。
凯西，我无法向你详细描述战斗的全貌，因为它本身就是破碎和混乱的。这不再是故事书里那种两军对垒、固守阵地的画面。没有时间挖掘像样的战壕，最多只有匆匆忙忙用铁锹刨出的散兵坑，刚够你趴在里面，祈求泥水不要漫过你的胸口。命令来得急促而模糊：“占据那片树林边缘！”“防守那个路口！”“火力压制前方高地！”
第一次真正接敌是在皮卡迪地区的某个雨夜。我们连队奉命防守一条穿过田野的土路。黑暗中，只有雨声和风声。突然，远处响起了我们李-恩菲尔德步枪独特的爆鸣，紧接着是德军毛瑟步枪更清脆、更密集的射击声。子弹“嗖嗖”地划过我们头顶，或者“噗”地一声钻进我们面前的泥地里。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敌人，只是朝着枪口闪光的方向盲目还击。我的主要任务不是射击（我的枪法糟透了），而是确保我们蒸汽骑士不出问题。而主要的火力都来源于它们，但在这种近距离、能见度极低的夜间遭遇战中，就像巨大的靶子矗立在那，明亮的火光从哪发出，哪就会带来无数的子弹。
那次战斗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时间感完全错乱了。然后，不知为何，枪声渐渐稀疏，最终停止。我们没有追击，敌人也没有再进攻。天亮后，我们发现阵前留下了几具德军士兵的尸体，年轻得令人心痛的面孔凝固在雨水中。我们也失去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倒在我旁边的散兵坑里，再也没能爬起来。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劫后余生的麻木和深入骨髓的寒冷。然后，命令又来了：“集合！出发！向北！”
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雨水是永恒的伴侣。我们的军装从未干过，皮肤泡得发白起皱。泥泞无处不在，渗入我们的靴子、衣服、食物，甚至睡梦。睡眠成了最奢侈的东西。行军间隙的短暂打盹，或者在湿透的毯子下蜷缩几小时，就是全部。热食是遥远的记忆，我们靠硬饼干、冰冷的罐头肉（那东西的味道简直难以形容）和……幸好，还有茶度日。每当队伍短暂停止，生起一小堆可怜兮兮的、冒着浓烟的篝火时，煮茶就成了最重要的仪式。那一刻，围着微弱的暖意，捧着一杯滚烫的、颜色深得像泥水一样的茶，是唯一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还像个人的时刻。
我们开始与法军部队协同行动。这增加了另一种层面的混乱。我们的语言不通，信号方式不同。常常出现误解：法军以为我们在撤退，实际上我们在试图机动；我们以为法军要求支援，结果他们只是在调整阵地。我看到过那些法国兵，他们的蓝色军装（现在已污浊不堪）和我们的卡其色一样浸透了泥水。他们的脸上带着和我们相似的疲惫与困惑。有一次，在阿拉斯外围的一次防御战中，我们和一支法军部队并肩防守一个果园。沟通基本靠手势和喊叫，但当德军进攻时，我们都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射击。那种奇怪的战友之情，建立在共同的困境和混乱之上，短暂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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