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基地旁，一座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银色建筑内，指示灯无声闪烁。巨大的培养舱中，粘稠的营养液里，两具与“山本一郎”和“山口惠子”分毫不差的躯体正在迅速成型。
数小时后，培养舱液面下降，舱门滑开。白雾弥漫中，一男一女赤身裸体地走了出来。
他们接过旁边机械臂递来的、从本体身上剥下的原版衣物，动作熟练地穿上。布料摩擦皮肤的触感，衣服上残留的、属于本体的淡淡体味，一切都完美复刻。
两人对视一眼，微微点头，随即一言不发地走向兵营出口，融入基地幽深的通道之中。
他们的任务指令只有一个：以“山雀”和“夜莺”的身份，回到日军的情报网络，他们要做的就是默默的潜伏。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除非整个区域情报网络的上下游被全部渗透完成。
而此刻，真正的“山雀”和“夜莺”，则被注射了强效镇静剂，关押在主基地最深层的绝对静默囚室里，他们的价值，已经被完美地“转移”到了替身身上。
泉城，这个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最为仇视的城市，此刻正上演着一幕幕反日浪潮。
七年前，那场被称为“五三惨案”的血腥屠杀，如同烧红的烙铁，在每一个活下来的泉城人，乃至每一个山东人的灵魂深处。日军第六师团暴虐的屠刀，砍向了放下武器的士兵，砍向了手无寸铁的平民。
护城河水被染红，昔日繁华的商埠区化为焦土，无辜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
这份刻骨的仇恨，在短短几年后，又被东北沦陷的寒流所加深、所共鸣。多少山东汉子“闯关东”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扎下根，与东北人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当关东军的铁蹄踏碎白山黑水，无数祖籍山东的东北难民，拖家带口，带着亡国奴的屈辱和对日寇的切齿痛恨，沿着祖辈走过的路，逃回了齐鲁故土。
他们嘶哑的哭诉、绝望的眼神，以及身上背负的国仇家恨，像滚烫的油，浇在济南人本就未曾愈合的伤口上。
“鬼子在东北杀人放火，在济南也杀过人！”这共同的苦难和仇恨，让山东人与东北人在这国难当头之际，紧紧拥抱在一起，同仇敌忾。
正是在这仇恨与悲愤交织的土壤上，王犀的到来，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沉寂已久的抗日烈焰。
这位传奇的将领，迅速成为凝聚人心的旗帜，他奔走呼号，联络各界，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泉城轰轰烈烈地展开。
而更让这场运动拥有底气和吸引力的，是先锋军的存在。周辰麾下的这支劲旅，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让济南的抗日活动有了坚实的后盾。
不同于南方某些地方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山东地方政府在周辰的授意下，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集会得以公开举行，救亡报刊得以流传，爱国歌曲在街头巷尾唱响。
一时间，泉城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竟奇迹般地成为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
许多对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热衷内斗感到极度失望的南方学子，怀揣着救国理想，毅然背起行囊，告别桑梓，踏上了北上的艰难旅程。他们的目的地，正是济南。在这座流淌着血泪也燃烧着希望的城市里，他们渴望找到真正的救国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学子们聚集的茶楼、进步书店、乃至露天的演讲台下，除了慷慨激昂的军事救国论调，还时常能听到另一种声音。
那往往来自一些穿着半旧但整洁的青色或灰色制服、面容饱经风霜、眼神却异常清亮的官吏，他们看起来像是山东官场最底层的办事员。
其中一位口才尤为出众的老吏，姓郑，人称“郑先生”。他常在人群聚集时，用他那带着浓重山东口音却又清晰有力的语调，讲述着“吏治救国”的道理。
“同学们，热血报国，上阵杀敌，自然是好汉！可你们想过没有？”郑先生环视着周围年轻而热切的面孔，“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兵源从哪来？军饷从哪出？枪支弹药从哪造？后方如何维稳？这一切，靠谁？”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历史的沉重感：“俺在衙门里干了大半辈子，从张宗昌那个‘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兵有多少，姨太有多少）的混世魔王时代就干起。那时候的山东官场是啥样？乌烟瘴气！贪官污吏敲骨吸髓，老百姓卖儿鬻女都交不够税！‘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多少好政策，到了那帮蛀虫手里，就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这样的官府，别说救国，不把国家卖干净就算好的了！”
他的话语引起了学子们一阵低声的议论和愤慨。
郑先生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希望：“可自从周司令带着先锋军来了，变了！天翻地覆地变了！”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周司令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先锋军进城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那些蠹虫！济南府、各县衙门，从上到下，雷霆手段，惩治贪腐！多少昔日作威作福的‘老爷’被送进了大牢，甚至吃了‘花生米’！官场的风气，为之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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