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宇先生翻动着书稿中关于铁路建设的章节，眉头再次微微蹙起，“周司令，关于这铁路规划，我尚有一事不明。
您在书中提出，欲完成全国各省之间、重要城市与各大矿场之间的铁路贯通，谓此乃经济发展之‘血脉’，必要之举。
此宏图，需新增五万公里铁路里程，并对现有线路进行复线改造，预计总投资高达二十亿之巨。”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慎重，“然而，您将完成此浩大工程的期限，定为了二十年。这是否略有浮夸冒进之嫌？”
他似乎早有准备，随即列举了外国的例子：“据我所知，强如美国，其铁路大建设时期，虽势头迅猛，但完成五万公里级别的里程，亦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胜计，且多有反复。
我国如今基础更为薄弱，财力捉襟见肘，技术人才亦远不及彼时之美利坚。二十年之期，是否过于乐观？”
周辰听罢，并未立刻反驳，而是缓缓颔首，表示理解对方的担忧。
他沉稳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种基于认知的自信：“翔宇先生所虑，确是老成谋国之见。然而，以旧例来简单推论今日与我中国之未来，恐有失偏颇。
技术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筑路之技术、机械、组织管理能力，皆非数十年前可比。”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基于体量的强大信心：“更为关键的是，论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潜在需求之巨大，中国之综合实体体量，堪称世界第一。
既然如此，我们各项事业发展的上限，自然也应是世界最高。别人用几十年走完的路，我们凭借后发优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完全有可能用更短的时间走完。”
周辰开始具体分析，条理清晰：“目前，在我先锋军控制区域内，受限于战争环境、资源调配和人才数量，我们的工程团队，一年大约能建成500公里铁路。这确是不快。”
“但是，一旦祖国完成实质统一，局面将截然不同。首先，我们可以吸纳全国范围内的工程技术人才，人力瓶颈将极大缓解。
其次，财政力量将不再局限于山东或华北一隅，而是整合全国资源。
再者，随着我们的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发展起来，铁轨、机车、设备的自给能力将大幅提升，建设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基于这些，在统一后的头几年，年铁路建设里程稳步提升至2000公里，是完全可能，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
他看到翔宇先生眼中仍有疑虑，便继续深入：“然而，这远非我们的极限。目前，我们将大半的资源投入到军队维持和战争之中。
一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国防压力减轻，大量资源可以转向民生与基础建设。
再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和工业体系配套，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八到十年内，将年铁路建设能力推高到5000公里的水平。”
周辰解释道：“至于为何将总规划定为二十年，并非因为我们需要那么长时间来铺铁轨，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工程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我国地形复杂，西部多高山峻岭，跨越大江大河的天堑，修建铁路的难度极大，某些关键路段，可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打通。
设定二十年周期，是为了确保这些‘硬骨头’有充足的时间去啃下来，保证路网的质量和贯通性，而非一味追求速度。”
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五万公里这个数字，而暂时绕过那些最难啃的骨头，优先建设平原和丘陵地区的线路，那么，实现主要干线贯通的时间周期，甚至可以缩短到十五年，乃至十年。但那样建成的路网，是不够完整的。”
翔宇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资金呢？二十亿投资，绝非小数。当年孙先生亦曾提出宏大的铁路计划，最终却困于资金短缺，无疾而终。此乃前车之鉴。”
周辰对此显然深思熟虑过，他微微一笑，笑容中带着实干家的笃定：“孙先生之理想，令人敬仰，然我周辰自诩为实干之才，无把握之事，不会轻易许诺，更不会白纸黑字写入规划。”
他开始算账：“让目前正处于战时的先锋军，一年独自挤出超过一亿的资金专项用于铁路建设，确实力有未逮，极其困难。但此一时彼一时。”
“第一，未来铁路建设，将是举国之力，财政来源是全国统一的税收与发行建设公债，而非我一地之财力。”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铁路绝非纯消耗性投入，它是盈利性极强的重大项目！一旦建成通车，客货运收入将极为可观。
前期的高投入，在运营期内会转化为稳定且巨大的现金流回报。我们完全可以将先期建成线路的盈利，滚动投入后续新线路的建设，形成‘以路养路’的良性循环。”
他补充道，“而且，铁路贯通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促进资源开发、降低物流成本、活跃商品经济、增加就业等，其带来的间接财政税收增长，更是难以估量。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得来的。”
翔宇先生听完这番既有宏大视野又有具体支撑的阐述，终于缓缓颔首，眼中的疑虑逐渐被一种深沉的思考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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