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来,我年年报名参军年年参加体检年年合格,一直过不去政审这一鬼门关。长篇小说《迎春花》里,有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懒汉江任保,老婆每一年都用大筐把他挑到区里报名参加八路军,做一回“光荣人”吃一顿“光荣饭”,再用大筐把他挑回来。每年征兵的这一天,我也到公社武装部吃一顿“光荣饭”,做一回“光荣人”。江任保只做了三年“光荣人”,就死在汉奸刀下彻底“光荣”了。我做了八年“光荣人”没被“光荣”,八顿“光荣饭”不但没把我吃成一个兵,倒让我吃尽了苦头。那一年冬天,我刚被“光荣”回来,到西山砬子搂草。大西山的董太水也在搂草,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同桌,还是知音和知己。
我忌讳别人和我提起当兵这件事,要把它彻底从记忆中铲除。董太水不但偏偏提起,说起我参军的往事如数家珍。我无言以对,成了《智取威虎山》里的猎户老常,伸出颤抖的大拇指和食指,悲苦地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董太水的二哥董太河是现役军官,叔叔董云玉在部队是副连长,转业后在公社武装部当助理。他手指头有点毛病没当上兵,对征兵的这一套了如指掌。
他对我进行一番安抚稳定情绪,帮我分析为什么总当不上兵的原因。
他问:“你好好想一想,给没给大队干部送过什么东西?”我说:“有一年征兵,我给一位支委送过四盒红玫瑰牌香烟。”他大惊失色,说:“完了完了!你不应该送红玫瑰香烟。”我眼前一片朦胧看不清东西,问:“为什么?”
他四外望了望,确定没人,这才神秘地说:“烟盒的设计者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把空烟盒展开折叠之后,就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尉肩章。”
我连草都不搂了,一起去他家,拿来空烟盒折叠。我只看了一眼,差点儿晕死过去。他又问我:“你还给大队干部送过什么东西?”我说:“有一年征兵,我还给一位支委送过两张画,就是墙上那两幅。”董太水回头看了一眼,说:“更完了!这两张画都被人做了手脚,你把两个字加在一起,是什么?”
我不用仔细辨认,就能看出字形。只要随意构想,想什么字就像什么字。他说:“你连续八年当不上兵,和偷书无关,原因都出在烟和画上。”
我又不是烟盒设计者,也没对画做过什么手脚。四盒烟早被一个支委抽成灰,画还不知道是不是仍贴在另一个支委家墙上。他们都没事,能有我什么事。
我刚要辩解,董太水脸红脖子粗捂住我的嘴:“别说!别往下说!”
我莫名其妙:“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呀?”他又上来捂我的嘴,气急败坏地:“别说!别往下说!”我已经超龄,这辈子再也当不上兵了。
我确定的四个奋斗目标,如同四块石头一样沉入海底。大队为了让小西山也出个解放军,那年征兵,让大傻驴子填表。大队治保主蒋连德得了农民职业病,走路弯腰往前迈,就像低头一个劲割麦子。他本该到前街西头子,到了斜岔子“割错垅”,走到后街西北地。那天奶奶过生日,妈妈正在地上烙饼,香味儿把蒋连德招来。妈妈烙的葱油饼远近闻名,蒋连德将错就错,进屋上炕不走了。
他本想吃完葱油饼喝完酒,再到前街送表。他吃了人家的嘴短,喝了人家的舌头短,二两酒下肚,嘴上没了把门的,语无伦次对我说:“你已经超、龄了……当、不上兵了……”随即承诺,“今、今年一定、让、啊、你走……”
他吃了好几张饼没吃够,妈妈又去老姑家借面。
他愤愤不平地说:“太锋儿偷书又不是偷豆饼,算什么鸡事?这些年大队鼻涕嘴歪送走多少兵?没念过书送去学点文化,五马六混送去出息出息人,家里哥们多没地方住、给老大结婚腾地方。有的说不上媳妇,靠三块红幌个媳妇,有的缺心眼不识数,到部队学的精一点,结果怎么样?都两年后复员回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更给大队添了麻烦!太锋儿当个兵这么难吗?否!否!否!”
他把那张表掏出来,“啪”地拍在炕上:“我本来是去大傻驴子家,让他填表,既然来你家,这张表不给大傻驴子了,你填了吧,现在就填。”
我沮丧地说:“我年龄已经超了,填也是白填。”
蒋连德用力吞下一口葱油饼,差点儿把喉结抻两截,信誓旦旦地说:“你人长回不去,岁数还改不回去吗?我回去和会计说一声,往回改一年。”
蒋连德酒足饭饱离开,我根本不相信是真的,弄不好醒酒就得变卦。再说,让大傻驴子去当兵是大队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蒋连德个人说了不算。
父亲说:“现在就得把假事当成真事办了。”我说:“我当兵走了,家里怎么办?”父亲苦笑:“你还当真了。你真能当上兵,天塌下来也得走。”
我填完表,晚上送到支委家。支委虽然醒酒了,但是说话算话。第二天,他让会计给我改小一岁,参加体检。姐姐在“护校”毕业,分配在“旅大市第二传染病医院”当护士,就是王成满医生所在的“麻风病院”,位于隔海相望的王家崴子。我们在海这边,经常看见对岸几间瓦房旁边矗立的一根高高烟囱上面,不时冒出几股黑烟。我还以为,那是渔业队在烧水,加工“拉锅沿”虾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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