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县督办函的效果立竿见影。不仅王县长打来了服软试探的电话，省环保厅、自然资源厅也主动与办公厅沟通，表示将密切关注清河县的情况，并计划适时组织专项检查。驻省发改委纪检监察组也启动了相关的线索摸排。
压力似乎瞬间回到了对方那一边。但我深知，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柳家盘踞多年，树大根深，绝不会因为一次受挫就偃旗息鼓。
果然，几天后，一个来自京城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的办公手机上。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京城号码，但前缀显示其来自某个重要的部委机关。
我接起电话，一个带着几分倨傲和懒洋洋腔调的年轻男声传来：“是汉东省委的林别秘书吗？”
“我是，您哪位？”
“我姓柳，柳云天。”对方直接报了名号，语气轻描淡写，却带着一股天然的优越感，“听说，林秘书最近对我们家在汉东的一点小生意，挺关照？”
我的心猛地一沉。柳云天！他竟然直接找上门来了！而且如此开门见山，语气虽然随意，但那句“我们家的小生意”，无疑是在亮明身份和宣示主权，带着毫不掩饰的警告意味。
“柳先生，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保持着冷静，语气平稳，“我的工作是为省委领导服务，处理相关公务。如果您指的是某些具体项目，我们都是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呵呵，程序……”柳云天在电话那头轻笑一声，带着几分不屑，“林秘书，大家都是明白人，就不用绕弯子了。清河那个项目，是我一个朋友投着玩的，小事一桩，没必要上纲上线吧？我舅舅年纪大了，念旧，关心一下地方发展，也是人之常情。”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放缓，却带着更深的压迫感：“汉东是个好地方，陈书记也是很有魄力的领导。林秘书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何必在一些小事上较真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说不定，以后还有打交道的时候。”
软硬兼施，先是点明他与柳天德的关系（“我舅舅”），暗示其影响力；接着抬高陈书记，看似尊重实则是提醒我注意分寸；最后直接抛出“前途”和“打交道”进行利诱和暗示。
若是刚进省委时的我，或许会被这种来自京城的直接压力所震慑。但经历了风波亭和清河县这一连串事件，我的心志早已磨砺得更加坚韧。
“柳先生，感谢您的提醒。”我不卑不亢地回答，“作为公务人员，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地方发展和群众利益。只要符合政策规定、程序规范，有利于汉东发展的事情，我们都会支持。反之，我们也有责任提出建议，防范风险。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没有接他“打交道”的话茬，也没有被他的“前途”诱惑所动，只是重申了原则和立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能感觉到柳云天那份伪装的随意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意。
“好，好一个职责所在。”柳云天的声音冷了下来，“林秘书果然原则性强。那就希望林秘书……好自为之吧。”
说完，不等我回应，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缓缓放下手机，手心微微有些汗湿。与柳云天的第一次直接交锋，短暂而激烈。他虽然年轻，但那种来自权力核心圈的傲慢与压迫感，确实给人极大的心理压力。他的威胁虽然含蓄，但“好自为之”四个字，已经充满了不善的意味。
我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柳家已经将我视为需要直接面对的障碍，而不仅仅是宋秘书长或者陈书记下面的一个执行者。未来的斗争，可能会更加直接和凶险。
就在我凝神思考如何应对柳云天可能的下一步动作时，汉东省内，另一股反弹的力量也开始显现。
省政协主办的的一份内部刊物《汉东建言》，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署名“华实”的评论员文章，标题是《警惕“泛责任化”倾向对基层发展积极性的影响》。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通篇都在批评“某些部门”滥用督查、督办手段，对基层工作“求全责备”，“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导致基层干部“束手束脚”、“不敢作为”，严重影响了地方“抓项目、促发展”的积极性。文章呼吁要“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这篇文章的指向性非常明显，几乎就是冲着我们发给清河县的督办函来的。而《汉东建言》的主办单位，正是省政协。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柳天德授意或者默许下的一次舆论反击。
“泛责任化”？好大一顶帽子！我看着那本刊物，心中冷笑。将依法依规的监督指责为阻碍发展，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这篇文章在省内一定级别的干部中流传，确实引起了一些议论。赵志明在处里更是有意无意地拿着刊物感慨：“现在基层工作难做啊，干点事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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