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春分，上海终于褪去了寒意。清晨的弄堂里，青砖地上凝着薄薄的露水，张阿婆正踮着脚，把腌好的雪里蕻从缸里捞出来，晾在竹竿上，翠绿的菜梗滴着盐水，在晨光里闪着亮。
“阿婆，小心脚下滑。”林淑娴抱着安安走出来，孩子穿着件浅蓝的小褂子，是用张强送的布票做的，手里攥着个小皮球，一松手就滚到了张阿婆脚边。
张阿婆弯腰捡起皮球，用围裙擦了擦上面的露水，递还给安安：“这孩子，越来越皮了。”她看向福利厂的方向，“张强今早去得更早，厂里要搞劳动竞赛，他说要争第一呢。”
林淑娴笑了笑，把手里的识字课本放在石桌上——她现在是街道扫盲班的代课老师，每天早上要提前备课，教的都是邻里的妇女和老人，教材是街道统一发的《工农识字课本》，上面印着“毛主席万岁”“劳动最光荣”的字样。
安安抱着皮球，蹒跚着往王师傅的自行车铺跑。王师傅正蹲在地上，给一辆自行车补胎，他儿子王小虎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两个烤红薯，见安安过来，赶紧递了一个：“安安，吃红薯，甜着呢。”
安安伸出小手要接，林淑娴赶紧拦住：“刚睡醒，先喝点粥垫垫。”她转头对王师傅说，“王师傅，听说街道在组织手工业合作社，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1954年春，国家开始推广手工业合作社，个体手工业者以工具、技术入股，统一管理、统一经营，街道办的王主任已经来动员过王师傅好几次了。
王师傅直起身，擦了擦手上的胶水：“还在想呢。俺这铺子开了十几年，自己说了算惯了，怕入了社，凡事都要商量，不自在。”他指了指铺子门口的招牌，“而且这‘王记自行车铺’的牌子，俺舍不得换。”
“入社也能保留招牌，”林淑娴说，“张婶的裁缝铺也入社了，她说入社后能共用工具，还能接更多活，比自己干强。”
王师傅没说话，低头继续补胎。王小虎拉着安安的手，小声说：“我爸是怕麻烦，陈向阳说，他养父的学校也组织互助组，大家一起备课，比自己备课轻松多了。”
正说着，李振邦推着自行车出门了，车把上挂着个帆布包，里面是案卷和水壶。“早啊，”他停下车，摸了摸安安的头，“今天要去马陆乡，合作社那边有点事。”
“什么事？”林淑娴问。
“两户农户因为记工分吵起来了，王社长让我去调解。”李振邦说，“顺便看看合作社的新拖拉机，听说上个月刚从苏联运来的，今天试耕。”
林淑娴点点头，递给他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两个馒头，路上吃。注意安全，早点回。”
李振邦接过油纸包，塞进帆布包，骑车往城外赶。路上的梧桐树抽出了新叶，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晃，路边的田地里，农民们正在耕种，互助组的红旗插在田埂上，红得耀眼。
到马陆乡时，合作社的打谷场上已经围了不少人，两台苏联产的拖拉机停在中间，驾驶员正给大家演示操作。王社长看见李振邦，赶紧迎上来：“李科长，你可来了！老周和老杨还在吵呢，劝都劝不住。”
李振邦跟着王社长来到田埂边，两个农户正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周，手里拿着工分本，另一个是四十多岁的老杨，手里握着锄头，两人互相指责。
“你凭啥说俺少记了两分？俺昨天浇了一下午地，太阳那么大，俺容易吗？”老杨气鼓鼓的。
“俺没说你少记，是工分本上没写清楚，你得让记账员补写上，不然年底分红说不清！”老周也不让步。
李振邦走过去，接过老周手里的工分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记录着每天的工作量：“3月20日，老杨，浇地，4分；3月21日，老杨，耕地，5分......”确实，3月22日的记录只写了“浇地”，没写工分数。
“老杨，你昨天浇了多少地？”李振邦问。
“三亩地，从中午浇到傍晚，一滴水没喝！”老杨说。
“记账员呢？”李振邦问王社长。
记账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叫小方，低着头走过来：“李科长，是俺的错，昨天太忙，忘了写工分数，老杨确实浇了三亩地，该记5分。”
“你看，是记账员忘了写，不是老周故意找你麻烦。”李振邦对老杨说，“现在让小方补上，以后记工分及时写清楚，就不会有误会了。”
老杨的脸色缓和了些：“俺不是故意吵架，就是怕年底分红少了，家里三个孩子等着吃饭。”
“放心，工分本都是有据可查的，不会少你一分。”李振邦拍了拍他的肩膀，“合作社是大家的，有问题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老周也笑了：“俺也不对，刚才语气重了点。”
两人握手言和，一起去看拖拉机试耕。拖拉机“突突”地响着，在田地里犁出整齐的土沟，速度比耕牛快多了，农民们都看呆了，纷纷议论着：“这玩意儿真厉害，一天能犁几十亩地！”“有了拖拉机，以后种地就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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