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芬把窝头掰开，吹了吹热气，咬了一口。很扎实，但不硬，带着一点豆香。她没急着咽下去，耳朵却竖着听屋外的动静。天已经黑透了，院里各家的灯陆续灭了，可她总觉得房顶上有什么不对劲。
昨夜下过一场雨，不大，但持续时间长。早上起来时，檐角不再滴水，修补的地方也干了。可她在烧第二锅水的时候，听见头顶“吱”地响了一声，像是木头在动。声音很轻，一晃就过去了，但她记住了。
林建华坐在炕沿脱鞋，脚底沾了点煤灰。他今天下了早班，脸上有倦意，但神情比前些日子松快。肉的事落定了，家里气氛也好起来。他抬头看她：“怎么还不睡？”
“我等你。”她说，“我想了件事。”
他嗯了一声，等着。
“那天修屋顶，赵师傅说主梁糟了一半。”她放下碗，走到门边拉了拉门框，“咱们家这房子，年头久了。要是真塌下来，人还在屋里，可不是闹着玩的。”
林建华皱眉，没立刻说话。他记得那天的事。那根横梁看着还好，可赵师傅敲了几下，说里面空了。当时没法换，只能用撑木顶住。他知道这办法不长久。
“你是怕再下雨？”他问。
“不是光怕下雨。”她回身看他，“是怕哪天晚上，我们都在睡觉，房梁断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林建华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你说得对。这事不能拖。”
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红薯玉米窝头，挑了两个最软的，装在小瓷碗里，盖上干净布巾，端去郑老爷子门口。
老人正坐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磕了磕，抬眼看她。
“您吃个早点。”她把碗递过去，“刚出锅的。”
他接过碗，没马上吃，只看着她。
“我有事想请您看看。”她说，“就是咱家那房梁，昨晚又响了一下。我心里不踏实。”
郑老爷子低头吹了吹窝头，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咽下去才开口：“老房子都这样，木头久了会缩，接头松动就会响。”
“可赵师傅说那根梁里面蛀空了。”她蹲下来说，“您懂这些结构，能不能上去再看一眼？我们心里没底。”
老人抽了口烟，没答话。过了会儿才说：“我去看看。”
他拄着拐，慢慢走到她家门口。林建华搬了梯子靠在墙上，扶稳了。郑老爷子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搭在林建华肩上，一点点爬上去。
他在屋顶待了近二十分钟。下来时脸色沉了些。
“梁中间那段，表面糊着泥灰，看着完整，其实里面只剩一层皮。”他说，“一旦受力不均，或者连续泡水，随时可能断。”
李秀芬心跳快了两下。
“能换吗？”林建华问。
“能是能。”郑老爷子咳了两声，“可得找粗杉木条，还得配铁箍固定。现在这些东西不好弄。”
“我去想办法。”林建华说。
“不是光有材料就行。”老人盯着他，“换梁要拆一部分屋顶，还得重新搭架。你们没干过这个，弄不好反而更危险。”
“您能教我们吗？”李秀芬问。
老人看了她一眼，没点头也没摇头。转身慢慢走回自己屋。
当天下午，林建华请了半天空，带上介绍信，和李秀芬一起去供销社。
供销社门口排着队，大多是来买肥皂、火柴、铁钉的。他们站在建材柜台前等了四十多分钟，才轮到。
“杉木条有吗？”林建华问。
售货员翻了翻登记本：“工业券配额内的，上个月就没了。现在只剩两根应急储备，优先供给学校和卫生所修房。”
“能不能通融一下？”李秀芬说，“我们自己用，就一根，家里房梁裂了，怕出事。”
“规定就是规定。”售货员摇头，“没有批条，谁也不能拿。”
林建华想了想，掏出工厂的工作证和一张盖了章的介绍信：“我们车间工具架要用，急着修。厂里让我来领一根。”
售货员看了看信，又看看他：“真是厂里用？”
“明天就要组装新设备，架子不牢不行。”他说。
对方犹豫了一下，终于在本子上划了几笔：“只能拿一根，铁箍一副。下次再来就得等下季度配额。”
他们抱着木料出门时，天已经开始阴下来。
一路上两人没怎么说话。木条压得肩膀疼，但他们都没换手。
回到家，林建华把木料靠墙放好，拍了拍灰。李秀芬倒了杯热水递给他。
“刚才那个信……”她低声说，“厂里知道吗？”
“不知道。”他喝了一口水，“但我写的是实情。我们车间确实要修工具架，只是还没排上日程。”
她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打了个擦边球，不算骗，也不算完全合规。
“只要能把梁换了，别的以后再说。”他说。
晚饭后，林建华翻出一张旧图纸，在桌上铺开。那是他当年在厂里学机械时画的简易结构图，现在拿来对照自家房顶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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