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如果法家能够顺应时势，进行自我调整与革新，那么继续以法家思想为主，也是可行的。”
“因此我只能说，以农家为主、百家为辅的治国方式是有可能的，但最终农家能否被采纳，”
“不仅要看农家是否能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也要看将来秦国的实际治国需要。”
“胡说八道！”
“礼乐就是礼乐，怎能等同于律法？”
“礼乐制度所体现的，正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与法家有何干系？”
“昔日周天子以礼乐安邦定国，四海升平，百姓安定，这难道不是礼乐之功？”
“既然这是礼乐之功，又怎能说儒家思想无法治国？”
“倘若天下诸侯皆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天下又怎会动荡不安？”
“正是因为诸侯不守礼法，弃儒家礼乐于不顾，才导致礼崩乐坏，天下纷争不断，这是诸侯之过，怎能归咎于儒家礼乐本身？”
“儒家的‘仁’与‘礼’，足以安定天下！”
“太子扶苏未曾真正研习儒学，又怎知儒家思想的深意？”
“若是扶苏真正拜入我等门下学儒，必会明白儒家才是治国的根本之道！”
眼看天幕上的太子扶苏直言儒家学说难以作为治国之本，淳于越等儒家博士顿时坐不住了，顾不上扶苏身为太子的尊贵身份，纷纷起身争辩，声音此起彼伏。
对淳于越这些儒者而言，太子一句否定之言，远比诸子百家百句抨击都更具杀伤力。
儒门与其他学派之间的争执早已不是新鲜事，甚至言语冲突升级为肢体冲突也不是没有先例。
但即便是再激烈的对骂，再激烈的争斗，事后儒门依旧能稳扎稳打地传播自家思想，未曾动摇根基。
可扶苏不同，他在始皇帝心中的地位，稍有眼力之人都心知肚明。
若太子公开表现出对儒家治国理念的不满，甚至是排斥，那势必会影响到始皇帝的态度。
一旦始皇帝也开始对儒家思想心生抵触，那么儒门想在秦国取代法家，成为主流思想的希望，恐怕便会遥不可及。
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天幕影像会传遍天下，无人能置身事外。
倘若扶苏的看法被世人广泛接受，认为儒家思想无法治国，那日后还有谁会信服儒门之言？
若无人再信儒门之言，又怎会有人愿意钻研儒家学问？
若无人研习儒家之学，那儒门岂不也会如那些逐渐湮没的学派一般，后继乏人，最终走向衰微？
正因意识到这步步紧逼的危机，淳于越等人方才奋不顾身地出言反驳，希望能将自己的声音传入天幕，传入太子之耳，乃至天下人之耳。
可惜天幕连始皇帝都无法干涉，更别提他们这些博士了。
而其他学派的众人此刻则或抱臂冷观，或嘴角微扬，带着几分讥讽意味看着儒家博士们徒劳地辩驳，无人回应。
同时，他们也在心中反复琢磨扶苏方才的那番话。
太子所言，百家思想皆不可独挑大梁，但可择一为主、诸家为辅。
在天下未统一之前，唯有法家可助一国扫平六国、完成大一统。
而待天下归一，大乱转为大治之时，便需另择思想为主流，以代法家。
如今，秦国已实现大一统，正步入治世。
也就是说，百家学派取代法家的机会已然来临。
那么，他们各自所属的学派又该如何去芜存菁，成为新的主流？
而所谓“糟粕”，又究竟为何？
各家博士心中自有定论——自家学说本就完美无缺，哪来的糟粕！
此时的李斯，目光淡淡扫过百家博士，随即收回视线。
百家想要动摇法家的地位？做梦！
法家之所以不再适应大一统后的秦国，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军功爵制已不合时宜。
只要如太子所言，法家自我革新，由他来主持修订新法，替代旧制，便可重新适应新时代。
届时，法家不仅可助秦国迈入治世，亦能继续稳坐治国思想的主导之位。
有他李·法家顶梁柱·斯在，谁也别想动法家一根毫毛！
另一边，陈相、陈辛等数十位农家门下的弟子，正铺开竹简，手执毛笔，或蹲在地上，或倚靠石边。
他们神情专注，奋笔疾书，迅速将天幕中太子扶苏与他们昔日师尊许子之间的辩论过程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在他们看来，太子扶苏与师尊许子之间的这场对话，简直就是对当下农家治国理念的一种延展与深化。
有了这场辩论，他们便能够对农家的治国学说进行补充与优化，使其思想体系更为严谨、完善。
如此一来，农家在诸子百家中的理论竞争力也将大大增强，未来未尝不可实现以农家为主、百家为辅来治理天下的理想。
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这些农家弟子心潮澎湃了！
因此，陈相、陈辛等农家弟子，一个个都干劲十足地抄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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