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的清晨，第一缕阳光刚爬上新立的“警察局”木牌，局长周平就带着三名警员开始巡逻。他们穿着统一的藏青色制服，腰间别着制式短棍与铜哨，胸前的徽章是一枚盾牌托着稻穗——盾牌象征守护，稻穗代表民生，这是苏砚秋亲自设计的警徽。
“王大娘，昨晚睡得安稳不？”周平笑着跟街角的包子铺老板打招呼。王大娘擦着手应道：“安稳！自打你们来了，夜里再也没听过谁家丢东西，这警徽往门口一挂，比门神还管用！”
这是大明推行“警务制度”的第一年。自乌镇灭门案后，苏砚秋便向皇帝上书：“乱世用重典，盛世靠常法。要让百姓安居，需有专门的执法者常驻地方，查奸佞，护良善，让公道不必等钦差，寻常巷陌即可得。”
皇帝准奏，下旨在全国所有镇、县、州、郡设立警察局，警员从退伍士兵与经世大学律法专业学子中选拔，需通过“识文断字、明辨是非、身手尚可”三项考核，培训三月后方能上岗。职责明确：维护治安、抓捕小偷劫匪、调解纠纷、协助查案，直接受刑部与地方官府双重管辖，不受世家豪强干涉。
洛阳城的警察局里，刚入职的警员小李正在学习《警务章程》。章程上写着：“遇民需敬，办案需公，罚过需明——不可仗势欺人，不可徇私枉法，不可草菅人命。”老局长拍着他的肩膀：“记住，咱们穿这身制服，是为百姓挡事的，不是给百姓添堵的。”
很快，小李就遇到了第一个案子。有商贩报案，说自己的布匹被偷了。小李跟着老警员勘察现场，发现墙角有个模糊的脚印，顺着脚印追到城郊的破庙，竟在草堆里找到了被藏起来的布匹，还抓住了两个正在分赃的惯偷。
“你们可知罪？”小李按着章程问话，声音还有些发紧。惯偷嬉皮笑脸：“不就是几匹布吗？大不了赔点钱。”老警员拿出手铐（格致工坊新制的铁制手铐）将人铐住：“按《大明律》，偷盗三次以上，杖责四十，流放两千里。这不是赔钱的事。”
看着惯偷被带走，商贩握着小李的手连声道谢：“以前丢了东西只能自认倒霉，现在你们一出手就找到了，这警察局，真是百姓的靠山！”
在西域的沙洲镇，警察局还管着“商路治安”。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过往商队常被劫道。警察局局长是个退伍的骑兵队长，带着警员们骑着配备警灯的自行车，日夜在商路上巡逻，还在险要处设了“警务岗亭”，里面备着电话，遇袭时能立刻求援。
有次波斯商队遇袭，岗亭的警员接到电话，十五分钟就赶到现场，将劫匪一网打尽。商队首领竖着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话说：“大明警察，比波斯的护卫队还可靠！”
警察局的职责不止抓贼。在安南的榕树镇，警员们还管调解纠纷。有两户农户为了灌溉水渠吵得要动手，警员赶到后，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带着水利测量仪去量水渠的流量，按“每户田亩多少分水量”的规矩，公平划分，两家人心服口服，还互相递了烟袋。
“以前吵架靠宗族，输了的只能忍气吞声，”旁观的村民说，“现在警察按规矩断事，谁也别想耍赖，这才叫公道！”
为了让百姓信得过，警察局还设了“报案箱”和“评议簿”。百姓有冤屈可以投信，对警员不满可以写下意见，每月初一，局长会当众开箱、念簿，有问题当场处理。青州有个警员收受小商贩的好处，被人写进评议簿，第二天就被撤职查办，公告贴在警察局门口，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苏砚秋巡查各地警察局时，总爱问一句话：“百姓半夜敲门，你们敢开吗？”得到的回答总是：“敢！只要是百姓的事，哪怕是半夜丢了一只鸡，我们也得去查。”
在江南的水乡镇，他看到警员帮老人挑水，帮孩童找丢失的风筝；在漠北的草原派出所（乡镇级警察局），他看到警员用电话帮牧民联系兽医，骑着马护送迷路的旅人回家。这些琐碎的小事，比任何政绩都更能说明警务制度的深意。
“警察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街坊邻居里的守护者。”苏砚秋在全国警务大会上说，“你们的徽章，要擦得比银子亮，你们的腰杆，要挺得比旗杆直——因为你们背后，是千万百姓的期盼。”
一年后，刑部的统计册上写着：全国盗窃案下降七成，斗殴案下降八成，百姓报案后破案率达九成。更重要的是，百姓遇到事，第一反应不再是“找关系”“忍了”，而是“去警察局”。
乌镇的周平局长，在周老实一家曾经住过的破庙旁，立了块“平安碑”，上面刻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此地再无冤屈，唯有安宁。”碑前常有百姓放下鲜花，不是为了祭奠，是为了感谢那些穿着藏青制服的人，让这样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
夕阳下，警察局的警灯闪着柔和的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警员们还在巡逻，脚步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沉稳的声响，像在对每一个晚归的百姓说：别怕，我们在这里。
这，就是警务制度的意义——让公道不必等远方的钦差，让守护就在寻常巷陌，让每个大明公民都能在警徽的注视下，安稳地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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