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比王福仁大一岁，时年三十六，家住锦州市太和区薛家街道五三里二委71-1号，与王家相距不远。
关键之处在于，他于1995年因盗窃被判刑两年六个月，刚释放不久，整日无所事事，穷困潦倒。且此人性子野，手黑胆大，平日好勇斗狠，动辄扬言与人拼命。
王福仁心想：不妨先找他探探口风。
随后，他找到修宝昌，邀其喝酒。两人推杯换盏间，王福仁问道：“哥们，出来了，往后有什么打算？”
修宝昌叹道：“能有什么打算？瞎混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王福仁听罢，接口道：“都这样了。我的情况你也清楚。活了半辈子，到头来一无所有。像咱们这样的人，要啥没啥，还能有什么大出息？”
“可我又觉得，这么活着太憋屈，没意思。白来世上走一遭，还不如冒险搏一把，干点‘大事’。”
据王福仁后来供述，他未曾料到，自己刚一提及，修宝昌竟立即应允：“兄弟，我可算找到知音了！你有什么路子？咱俩一起干！只要能弄到钱，干什么都行！”
王福仁于是亮出那把枪：“瞧见没？有这个，还愁弄不来大钱？我的想法是，专抢那些有钱有势的，干几票大的，捞够几十万，然后痛痛快快享受人生。你觉得怎样？”
修宝昌一见，喜出望外：“行啊兄弟，你还有这手艺？没说的，我虽比你大一岁，往后就跟你混了！”
就这样，王福仁轻而易举收下了第一个“小弟”。
兴致一来，王福仁提议：“既然往后要干大事、享大福，不如在动手之前，先痛快享受一番，如何？”
修宝昌却面露难色：“想是想，可钱从哪儿来？我刚出来，分文没有，抽烟还得偷我爸的旱烟。我是想享受，但没钱啊！”
王福仁微微一笑：“兄台莫急，钱的事，我来解决。”
他随即去银行，将离婚时妻子给的九千元钱，全数取出。
两人怀揣这笔“巨款”，开始肆意挥霍。日日下馆子大吃大喝，随后便钻进洗浴中心、歌厅，寻欢作乐，又是沐浴又是欢唱，尽情放纵。
可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此诗用在他们身上，倒有几分讽刺的贴切。
这般毫无顾忌的享乐，是他们此生从未有过的体验。直至九千元挥霍一空，两人才如梦初醒。
没钱，世界顿时清静。
冷静下来后，两人商议：乐也乐够了，如今一贫如洗，该去“干一票”了。
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兴城市某医院院长。院长家底定然丰厚，与普通百姓不同，其中关窍，不言自明。
经过多次踩点与跟踪，他们摸清了院长家的具体位置及其活动规律。
计划简单粗暴：清晨去他家门口守着，等院长开门上班时，一拥而上将其制住，拖入屋内，抢钱走人。
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距春节仅剩三天。
一大早，两人便来到院长家所在的单元楼道内等候。那时楼道并无如今这般封闭保暖，寒气刺骨。
两人瑟缩着身子，叼着烟，在寒冷中等待——干什么“行当”，都不容易。
不多时，院长拎着包开门出来，正准备上班。
门刚打开，两人一个持枪、一个握剪，猛地抵上前：“别动！”顺势将其推回屋内，反手关门。
屋内尚有院长妻子在。事情变得简单了，枪口威逼之下，夫妻俩很快被捆绑起来。
随后便是逼问钱财下落，连打带吓，耳光响亮。最终，他们从这对夫妻家中搜走七千元现金。
在1999年，七千元已不算小数目——王福仁离婚所得也不过九千，那是他半生积蓄。
事后，两人将七千元平分。此次他们并未杀人，或许因那对夫妻较为配合，未到非下杀手不可的地步。
也正因对方是院长，他们才有所顾忌：院长家不差这点钱，且未必敢报案——毕竟是有头脸的人物，若遭报复恐难承受。从某种程度上说，算是“破财消灾”。
实际上，王福仁一伙并非每次行凶，视情况而定，若无必要，抢劫得手便罢。他们后来作案百余起，并非桩桩见血。
此案过后，转眼便是春节。过年期间不便动手，两人便终日沉溺于吃喝玩乐、赌博嬉戏。
但在纵情享乐的同时，王福仁已开始有目的地物色新同伙。
他在相识者中，专门挑选那些敢下手、有前科且手头拮据之人，加以“培养”。
所谓培养，无非是出手大方些，请客吃饭、递几包好烟，若对方手头紧，便借上一两百元。方式简单原始，但对这类人而言，却格外奏效。
春节过后，四月初的一天，王福仁带着两人来到绥中县。
其中一人叫高玉臣，时年四十，家住锦州市太和区薛家街道五三里，与王福仁是邻居。此人平日以蹬三轮车为生，收入微薄，家境贫寒。
另一人叫史正义，时年三十六，外号“二崽子”，家住锦州市铁新南里，是个无业游民，终日四处闲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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