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年后，我主刀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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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波士顿的秋天来得早，查尔斯河两岸的枫树红得像烧起来。
我从手术室出来，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瘫了十分钟。
今天做了两台。
一台Ross手术，把患者自己的肺动脉瓣移植到主动脉位置。一台全动脉化搭桥，取了双侧乳内动脉和桡动脉。
七小时四十分钟。
三十六岁。
我的手腕开始偶尔酸痛，视力也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锐利。主刀医生的黄金年龄还有十年，但身体已经悄悄发出警告。
手机震动。
国内号码。
“苏年，”是主任的声音，苍老了很多，“有个病人，指名要你主刀。”
“什么情况？”
“五十二岁男性。冠心病，前降支闭塞，右冠弥漫性病变。当地医院建议搭桥，病人不同意，非要找你做。”
“为什么？”
主任沉默了一下。
“他是飞行员。”
我握手机的手指紧了紧。
“国航机长。飞了二十五年，因为心脏问题停飞了。他说他认识你，很多年前就认识。”
“他说，他的心脏只有你能修。”
十二月初。
我落地杭州萧山机场。
五年没回来，T4航站楼都建好了。取行李时路过到达口，接机的人群黑压压一片，举着各色牌子。
没有人在等我。
科室派了车，司机是个刚来两年的小伙子，不认识我。一路聊着杭州的新变化：亚运会开过了，地铁通到机场了，钱江新城又多了几栋超高层。
我听着，嗯嗯应着，看着窗外。
余杭塘路，西溪湿地，文二西路。
那个小区的出口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我没有转头去看。
十二月四日。
术前讨论会。
我翻开病历夹，姓名栏写着三个字。
周砚白。
他坐在门诊诊室里，穿着便装。
五年不见。
他老了很多。
不是容貌上的老——眉眼还是那个眉眼，轮廓还是那个轮廓。是那种从里透出来的疲惫，像一个人扛着很重的东西走了很久，没放下过。
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
又坐下。
“苏医生。”他说。
“周先生。”我在他对面坐下，翻开病历，“冠脉造影显示前降支开口完全闭塞，右冠狭窄百分之七十。SYNTAX评分28，外科搭桥是最优选择。”
他听着。
“你有高血压病史五年，控制不佳。吸烟史三十年，每天一包半。戒烟了吗？”
“戒了。”他说，“三年前戒的。”
我低头记录。
“术前检查都做完了，心功能尚可，没有手术禁忌。手术安排在周五上午第一台，主刀是我，一助是李主任。你有异议吗？”
“没有。”
我合上病历。
“那术前谈话——”
“苏年。”
他打断我。
我抬起头。
“五年了，”他说，“你就没有别的话要问我吗？”
我看着他。
监护仪贴片还没上，他的心跳无从得知。但诊室的日光灯在他眼底映出两簇很小的光。
“周先生，”我说，“我是您的主刀医生。”
“不是未婚妻。”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好。”他说。
他垂下眼睛，把挽起的袖子放下，遮住手腕内侧那道细长的旧疤——不是手术疤，太浅了，像自己划的。
我收回视线。
周五。
手术室。
七点四十分，病人接进手术室。
八点整，麻醉诱导。
他躺在手术台上，胸腔被碘伏涂成棕黄色。术前镇静药物让他眼神有些涣散，但一直看着我。
我戴好手套，走到台边。
“周先生，”我说，“手术时间大约四到五小时。我们会取您左侧乳内动脉，搭到前降支。另外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搭右冠。”
他看着我的脸。
“苏年。”
麻醉师在推药。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当年……”
他抬手的动作很慢，像用尽了所有力气。
隔着无菌手套，他攥住我的手腕。
“为什么不等我解释？”
我低头看着监护仪。
肌钙蛋白2.0。心率八十五。血压正常。
“周机长，”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别说话了。再激动，神仙也救不了你。”
刀尖划过皮肤。
血珠渗出。
实习医生小声说：“主任，他一直在哭。”
我没有抬头。
切口。结扎。电凝。
乳内动脉被小心分离，血流阻断，远端切断。一助在准备体外循环。
手术室里只有监护仪的嘀嘀声和吸引器的嘶嘶声。
他忽然又开口了。
在全麻苏醒的边缘，无意识呢喃。
“苏年。”
他说。
“我把整个北半球的极光都飞遍了。”
“冰岛，挪威，阿拉斯加，黄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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