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时,要往后退,秧苗才能往前插。治国也是如此。”林明德缓缓道,“我父亲袁宗公一生致力改革,最大的遗憾不是政敌阻挠,而是没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后继之人。他去世后,许多新政便人亡政息。这个教训,我记了十年。”
他转身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你现在的位置,恰如我三十年前。那时我父亲还在,他退后半步,给了我施展的空间。如今,我也该退这半步了。”
周子瑜眼眶微红,深深长揖:“晚辈定不负林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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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林明德正式移交吏部印信。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着两个老仆,几箱书稿,安静地迁往国子监旁的官舍。院子不大,却有一棵老槐树,盛夏时节浓荫如盖,让他想起老家宅院里的那棵树。
国子监的工作节奏与吏部截然不同。每日清晨,他先在槐树下打一套养生拳,随后步行至监内。辰时开讲,他选的不是四书五经中的艰深篇章,而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是《汉书》中的《食货志》,是历代能臣实干家的传记。
第一堂课,他看着台下那些或好奇、或漠然、或倨傲的年轻面孔,开口便问:“你们读书,所求为何?”
答案五花八门:为功名,为报国,为光宗耀祖,为明理修身。
林明德点点头,又问:“那你们可知,百姓最需要什么样的官?”
这次安静了许多。终于有人怯怯道:“清官?”
“清官自然好,但不够。”林明德走下讲台,在学子间缓步穿行,“百姓需要懂稼穑的官,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需要懂水利的官,能带他们修渠筑坝;需要懂算学的官,能让赋税公平合理;需要懂医理的官,能在疫病来时有所作为。”
他停在讲堂中央,声音提高:“你们读圣贤书,自然重要。但若只会背『民为贵,社稷次之』,却不知米价几钱、布价几许,不知一地赋税几何、劳役几日,那便是空谈误国!”
这番话如惊雷,震得满堂学子目瞪口呆。自科举取士以来,何曾有师长这样直白地批评过圣贤书?
林明德不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道:“从今日起,我讲史,不讲权谋心术,只讲民生经济;不讲宫廷秘闻,只讲地方治理。我要你们知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在田垄间,在市井中,在百姓的炊烟里。”
起初,有些世家子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偏离正道”。但林明德不在乎,他只管讲他的:讲管仲如何通过盐铁专营富国强兵,讲桑弘羊如何平准均输稳定物价,讲刘晏如何改革漕运解决粮运难题。他讲这些人的成功,也讲他们的局限;讲制度的精妙,也讲执行的艰难。
渐渐地,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国子监的学子,连一些年轻官员也慕名而来,悄悄坐在后排。林明德讲课时,常让他们现身说法——曾在户部任职的讲赋税征收的实际困难,曾在地方为官的讲县衙运作的具体细节。讲堂变成了朝堂之外的议政厅,充满鲜活气息。
这一日,他正讲到唐代两税法改革,忽然有个年轻学子站起来问:“先生,既然两税法简化税制、有利民生,为何后世未能延续?”
林明德赞许地点头:“问得好。任何良法,都需良吏执行。两税法之所以后来弊端丛生,一因土地兼并愈烈,二因地方官吏趁机加征。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官才是好官?”
他让学子们分组辩论,自己则坐在一旁静听。看着那些年轻面孔上时而激动、时而困惑的神情,他仿佛看到无数可能性在萌芽。这比在吏部批阅那些千篇一律的考核文书,更让他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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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先帝实录的编纂已进行多年,林明德接手后,没有急于推进,而是先将此前草稿通读三遍。他发现一个问题:实录中记载的多是朝会议论、君臣奏对,却少民间实况;多政策条文,少执行效果;多褒奖之词,少反思之语。
一日,他将编纂团队召集至档案库,指着堆积如山的卷宗道:“这些,是历年的灾荒奏报、税赋记录、人口黄册。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们简化为『某年某地大旱,朝廷赈济』这样一句话,而是要通过这些数字、这些描述,还原真实的民生。”
他让每人负责一个省份,逐年梳理其人口、田亩、赋税、灾异的变化,绘制成表。工作繁琐至极,有人抱怨这是“刀笔小吏之务”,林明德只反问:“不知百姓疾苦,如何评断朝政得失?”
他自己选择了最复杂的江南地区。连续半个月,每日埋首故纸堆,从洪武年的鱼鳞图册,到正德年的清丈记录,一笔一笔核对。助手见他眼睛熬得通红,劝他休息,他却摇头:“我在找一条线索。”
“什么线索?”
“江南赋税,自永乐年后逐年增加,到正德年已达洪武年的三倍。但人口增长不足一倍,田亩数基本持平。”林明德指着表格上的曲线,“这意味着,百姓的负担在加重。可为什么历代实录中,总说『江南富庶,税赋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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