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时，要往后退，秧苗才能往前插。治国也是如此。”林明德缓缓道，“我父亲袁宗公一生致力改革，最大的遗憾不是政敌阻挠，而是没能培养出足够多的后继之人。他去世后，许多新政便人亡政息。这个教训，我记了十年。”
他转身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你现在的位置，恰如我三十年前。那时我父亲还在，他退后半步，给了我施展的空间。如今，我也该退这半步了。”
周子瑜眼眶微红，深深长揖：“晚辈定不负林公期望。”
---
三日后，林明德正式移交吏部印信。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着两个老仆，几箱书稿，安静地迁往国子监旁的官舍。院子不大，却有一棵老槐树，盛夏时节浓荫如盖，让他想起老家宅院里的那棵树。
国子监的工作节奏与吏部截然不同。每日清晨，他先在槐树下打一套养生拳，随后步行至监内。辰时开讲，他选的不是四书五经中的艰深篇章，而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是《汉书》中的《食货志》，是历代能臣实干家的传记。
第一堂课，他看着台下那些或好奇、或漠然、或倨傲的年轻面孔，开口便问：“你们读书，所求为何？”
答案五花八门：为功名，为报国，为光宗耀祖，为明理修身。
林明德点点头，又问：“那你们可知，百姓最需要什么样的官？”
这次安静了许多。终于有人怯怯道：“清官？”
“清官自然好，但不够。”林明德走下讲台，在学子间缓步穿行，“百姓需要懂稼穑的官，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需要懂水利的官，能带他们修渠筑坝；需要懂算学的官，能让赋税公平合理；需要懂医理的官，能在疫病来时有所作为。”
他停在讲堂中央，声音提高：“你们读圣贤书，自然重要。但若只会背『民为贵，社稷次之』，却不知米价几钱、布价几许，不知一地赋税几何、劳役几日，那便是空谈误国！”
这番话如惊雷，震得满堂学子目瞪口呆。自科举取士以来，何曾有师长这样直白地批评过圣贤书？
林明德不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道：“从今日起，我讲史，不讲权谋心术，只讲民生经济；不讲宫廷秘闻，只讲地方治理。我要你们知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在田垄间，在市井中，在百姓的炊烟里。”
起初，有些世家子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偏离正道”。但林明德不在乎，他只管讲他的：讲管仲如何通过盐铁专营富国强兵，讲桑弘羊如何平准均输稳定物价，讲刘晏如何改革漕运解决粮运难题。他讲这些人的成功，也讲他们的局限；讲制度的精妙，也讲执行的艰难。
渐渐地，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国子监的学子，连一些年轻官员也慕名而来，悄悄坐在后排。林明德讲课时，常让他们现身说法——曾在户部任职的讲赋税征收的实际困难，曾在地方为官的讲县衙运作的具体细节。讲堂变成了朝堂之外的议政厅，充满鲜活气息。
这一日，他正讲到唐代两税法改革，忽然有个年轻学子站起来问：“先生，既然两税法简化税制、有利民生，为何后世未能延续？”
林明德赞许地点头：“问得好。任何良法，都需良吏执行。两税法之所以后来弊端丛生，一因土地兼并愈烈，二因地方官吏趁机加征。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官才是好官？”
他让学子们分组辩论，自己则坐在一旁静听。看着那些年轻面孔上时而激动、时而困惑的神情，他仿佛看到无数可能性在萌芽。这比在吏部批阅那些千篇一律的考核文书，更让他感到踏实。
---
修史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先帝实录的编纂已进行多年，林明德接手后，没有急于推进，而是先将此前草稿通读三遍。他发现一个问题：实录中记载的多是朝会议论、君臣奏对，却少民间实况；多政策条文，少执行效果；多褒奖之词，少反思之语。
一日，他将编纂团队召集至档案库，指着堆积如山的卷宗道：“这些，是历年的灾荒奏报、税赋记录、人口黄册。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它们简化为『某年某地大旱，朝廷赈济』这样一句话，而是要通过这些数字、这些描述，还原真实的民生。”
他让每人负责一个省份，逐年梳理其人口、田亩、赋税、灾异的变化，绘制成表。工作繁琐至极，有人抱怨这是“刀笔小吏之务”，林明德只反问：“不知百姓疾苦，如何评断朝政得失？”
他自己选择了最复杂的江南地区。连续半个月，每日埋首故纸堆，从洪武年的鱼鳞图册，到正德年的清丈记录，一笔一笔核对。助手见他眼睛熬得通红，劝他休息，他却摇头：“我在找一条线索。”
“什么线索？”
“江南赋税，自永乐年后逐年增加，到正德年已达洪武年的三倍。但人口增长不足一倍，田亩数基本持平。”林明德指着表格上的曲线，“这意味着，百姓的负担在加重。可为什么历代实录中，总说『江南富庶，税赋无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