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赵，是云南昭通这边，大山深处一所乡村小学的门卫。说是门卫，其实啥都干——敲上下课铃，带着孩子们上体育课，打扫校园，修补桌椅……没办法，学校太穷了。这地方，藏在怒山山脉的褶皱里，孩子们上学得翻山越岭，走上好几个小时。所以大部分孩子都得住校。学校就几间灰扑扑的砖瓦房，加上校长、我，还有另外三位老师，一共就五个大人，守着百来个山里娃。
那是2008年，谁也没想到，一个像画里走出来的姑娘，会来到我们这里。她叫林薇，从上海来的，大学刚毕业，漂亮得扎眼，说话温声细语。我们起初都觉得，这大城市来的娇姑娘，怕是来体验生活，镀层金就走了。这儿的苦，她哪吃得消？
可我们全看走了眼。
林老师留下了，而且扎下了根。教学一丝不苟，山里孩子基础弱，她就一遍遍耐心地教。下课了，她也不闲着，哪个孩子的衣服破了，她拿出针线细细缝补；看见孩子指甲长了，她一个个给剪；有孩子想家了偷偷哭，她就搂在怀里轻声安慰。她那点微薄的支教补贴，几乎全变成了孩子们的本子、铅笔，还有偶尔能尝到的水果糖。学校的老门卫——也就是我——常说，亲妈待孩子，也不过如此了。全校一百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她，见了她都像小鸟似的扑过去，“林老师！林老师！”地叫着。在我们所有人心里，她就像老天爷专门派来照亮这山旮旯的天使。
这样的老师，在咱们国家其实不少。年纪轻轻，有知识有见识，偏偏选择把最好的年华献给最贫瘠的土地。这份心，金子都不换。
林老师从零八年来，一待就是三年。日子像山涧水一样静静流淌，直到2011年那个晚上，一切都变了。
那是平常的一天，林老师照例安抚好所有住校的孩子睡下，然后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天一样，拿着工具去整理后面那个简陋的土操场，准备用石灰画第二天早操用的白线。这是她的习惯，除了狂风暴雨，从未间断，就为了孩子们清早能整整齐齐做操。
谁也没想到，灾祸就藏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她去拿放在墙角的石灰桶时，一条黑影猛地窜出，狠狠在她小腿上咬了一口！林老师一声短促的惊叫，划破了山乡宁静的夜。
我们连滚爬爬地冲过去时，她已经倒在地上，脸色惨白，紧紧捂着左腿。撩开裤腿一看，伤口周围已经发黑，可怕的青黑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蔓延！是“鬼链条”！本地最毒的一种蛇，被它咬了，半小时内得不到有效救治，命就悬了。
我们这地方，山路险峻，到最近的乡卫生院，抬着人走也得大半天。每年死在这种毒蛇嘴里的人，不止一个两个。老师们用了知道的土办法，拼命挤毒血，敷草药，可全无济于事。黑色的毒线还是一寸寸往上爬。
不能再等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林老师抬上一辆木板车，疯了一样往山外赶。山路颠簸，我的心比车轮更颠。林老师的气息越来越弱，她一直抓着同校一位女老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刘姐……我要是……不行了……告诉我爸妈……我不回上海……把我……留在山上……学校后坡……那片野花开得真好……我想……天天看着孩子们……”
话没说完，她就陷入了昏迷。还没走出三分之一的山路，林老师的手，就在刘老师手里，慢慢凉了下去。
她才27岁。
往后的几个月，学校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孩子们不笑不闹了，常常躲起来偷偷抹眼泪；老师们也唉声叹气，脸上没了笑容。林老师，按她的遗愿，葬在了学校后面那片她最喜欢的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孩子们和老师，时常去那里坐坐，好像她还在一样。
可事情，并没有因为入土为安而结束。
大概过了二十多天，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那天清早，我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却发现操场上那条每天早操用的石灰白线，已经工工整整地画好了！我愣在原地，头皮一阵发麻。不是我画的。学校里其他老师都以为是我继承林老师的遗志，默默画的。我没承认，也没否认。我不想引起恐慌，更不想把这事跟已经逝去的林老师联系起来，怕玷污了她。
但这只是开始。没多久，越来越多的孩子说，晚上看到林老师了。
不是一个孩子说，是几乎每个宿舍都有孩子这么说。低年级的孩子，还会举着补好的鞋子、衣服给老师看：“看！林老师昨晚给我补的！我醒了看见她坐在我床边对着我笑呢！”“林老师昨晚来给我们盖被子了！她没死，她还在学校！”
起初，老师们以为孩子们是思念过度，产生了幻觉。可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众口一词，绘声绘色地描述类似的细节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寒意，开始在几个年轻老师心里蔓延开来。虽然林老师生前那么好，但“那个”回来了，总让人心里发毛。我还安慰他们：“怕啥？林老师活着时是菩萨心肠，就算真回来了，还能害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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