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秋天的沈阳法库县。
张建国那年三十二岁，在县城边上的红星机械厂当工人。厂子离家不远，每天下班他都要骑一条小路——从厂区后门出来，穿过一片杨树林，再沿着一条土路骑二十分钟，就能看见自家那片工人新村的灰楼。这条路他骑了三年，闭着眼都能骑回去。
那天晚上本不该他加班。可下午那台冲床出了毛病，他是厂里唯一的维修工，必须留下来调。等弄完出厂门，已经快九点半了。九月的东北，夜里凉得透骨，他套了件藏蓝色的薄棉袄，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哼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往家走。
小路还是那条小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隔老远一盏昏黄的路灯，灯泡在风里晃晃悠悠。坑坑洼洼的土路，他骑了三年。
骑到一半，事情来了。
先是眼前发花。不是普通的眼花，是那种电视信号不好时的画面抖动，一抖一抖的，路边的树都成了重影。紧接着耳朵开始嗡嗡响，不是普通的耳鸣，是那种刺耳的尖啸，像有几百只蝉同时在脑袋里叫。他以为太累了，揉了揉眼，继续骑。可症状越来越重，眼前模糊得连车把都看不清，耳鸣变成了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胸口发闷，像压了块大石头。
他实在撑不住了，跳下车，扶着路边一棵杨树，大口喘气。
树皮冰凉刺骨。
大概过了四十秒——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长的四十秒——忽然间，所有症状消失了。呼吸顺畅了，耳朵清净了，眼前也不花了。
可当张建国抬起头，往四周一看，整个人僵住了。
这不是他熟悉的那条路。
左边凭空多出一面灰墙。那不是普通的墙，是那种监狱的高墙，足有十几米，水泥浇筑的，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岗楼，黑洞洞的射击孔正对着他。右边是一道矮一点的白墙，墙上露出医院的楼——那种老式的三层楼，窗户窄长，墙皮斑驳，门口挂着褪色的红十字。监狱的大门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开的嘴；医院的门紧闭着，门上方的灯一明一灭，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整条路一个人都没有。没有路灯，没有杨树，只有这两座阴森的建筑面对面立着，中间一条土路，通向黑暗深处。
张建国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这条路他骑了三年，旁边哪来的监狱和医院？这到底是哪儿？
正慌着，从左边监狱的方向走过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挺年轻，二十岁不到。男的穿件灰色的中山装，女的穿碎花棉袄，都是那种旧式的衣服，洗得发白了。张建国像见了救命稻草，推着车就迎上去。
“哎，同志，问一下，这是啥地方？”他声音发颤，“我天天从这儿走，没见过这监狱和医院啊。”
那俩人被他叫住，一起转过头来。
那一瞬间，张建国心里咯噔一下。那眼神不对——不是正常人看人的眼神，是那种愣愣的、空洞的、像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眼神。
过了半天，男的开口了：“大哥……您能看到我们？”
这话把他问蒙了：“啥叫能看到你？你这不就在我跟前吗？你们住这附近的？我是不是走错道了？”
那俩人又不说话了，开始上下打量他。不是普通的打量，是从头到脚、一点一点地看，像在看什么稀罕物件。女的眼神里带着恐惧，往男的身后缩了缩。
又过了几秒，男的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大哥，您可能来错地方了。这不是您该来的地儿。您赶紧掉头回去吧，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怎么走进来的。别再往前走了。”
说完，男的拉着女的转身就走，脚步很快，像是要逃离什么。
张建国站在原地，又气又懵。这什么态度？搁平时他早骂上了，可这会儿人生地不熟，他只能忍着，看着那俩人往前走。
走了三十多米，到那医院门口，俩人停下脚步，回头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他永远忘不了——女的眼里有泪，男的冲他摆了摆手，像在告别。
然后，他们转过身，直接从那医院大门穿了过去。
门没开，人就这么穿过去了。像穿一层空气，像穿一层水，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门里。
张建国脑袋嗡的一下，汗毛从脚底竖到头顶。
坏了。这是碰上那东西了。
他刚想掉头跑，眼睛余光瞥见那监狱的大铁门上，飘出一个白影。
是个女人。一身白衣服，长头发，从铁门上方的空中飘出来。不是走，不是飞，就是飘，像一团烟雾，像一片被风吹起的白布。头发很长，垂下来，遮住了脸。她飘到铁门上方，停住了，面朝着他的方向。
然后，她开始往下落。一点一点，缓缓地，朝他飘过来。
张建国啥也顾不上了，掉转车头，蹬上就跑。链条都快蹬断了，车轱辘在土路上蹦。骑出十几米回头一看，那白影还在原地，还在缓缓地往下落，像永远也落不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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