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好像有这么一个毛病，三代人都能看见那个东西。
我妈看见过，我二姨看见过，我也看见过。我们看见的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白影子。它从一九六〇年就跟着我们家了，跟了一代又一代，从南锣鼓巷跟到和平里，从大杂院跟到楼房。它不伤人，也不出声，就那么站着，远远地站着。你看它一眼，它就看你一眼。你再回头，它还在那儿。
先说我妈的事。
那是一九六〇年，她五六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瘦瘦小小的，风一吹就能刮跑。她家刚搬到南锣鼓巷一个大杂院里。那院子挺大，住了六七户人家，青砖灰瓦，门槛磨得锃亮，影壁上刻着花，可年头久了，花都模糊了。院子中间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边天，夏天的时候阴凉，冬天的时候更阴。
可那院子里的邻居古古怪怪的。面黄肌瘦，不爱说话，白天见不着人，晚上在院子里走动，脚步声轻轻的，像是怕踩死蚂蚁。没有壮年人，全是老的老小的小，相互之间也不怎么搭腔。我妈她妈——我姥姥——搬进去头一天，挨家挨户送了碗热汤面，人家接了，点了点头，门就关上了。不像别的胡同，搬了新邻居，大人们要坐在院子里聊半天，孩子们要凑在一起玩。这个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安静得像座空院子。
搬进去没几天，北京刮起了沙尘暴。
那会儿北京周边还没种树，一刮风就是漫天黄沙。不是现在那种细细的浮尘，是真正的沙，粗的，硬的，打在脸上跟针扎一样。风大得能把小孩儿卷起来。胡同里的电线被吹得呜呜叫，像有人在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缝里塞了报纸，可沙子还是钻进来，桌上一层黄。
那天我妈放学早，四点多钟从学校出来。她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小书包，书包带上系着一个搪瓷缸子，走一步晃一下，叮叮当当的。她顶着风往家走，二十多分钟的路，她走了快一个钟头。风推着她跑，沙子打得脸生疼，眼睛睁不开，得眯成一条缝才能看见路。她低着头，一只手挡着脸，一只手攥着书包带子。搪瓷缸子被风吹得乱晃，咣当咣当的，像是在敲鼓。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她伸手去推院子的大门。那门是木头的，厚实，漆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木纹。她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推开，门“吱呀”一声开了，风从她背后猛地灌进去，把门吹得“咣当”一声撞在墙上。
她抬起头，看见了院墙根底下的那个人。
白影子。
从头到脚都是白的。披头散发，头发垂到腰，一根一根的，在风里飘，可飘得不自然，不是被风吹的，是自己在那飘，像在水里。身上裹着一块大白布，从头裹到脚，没有缝，看不出是衣服还是什么。靠在墙根那儿，贴着墙，一动不动。那块白布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像是被人抖着。
我妈当时才五六岁，第一反应是——哪个神经病跑进院子里了。
她不敢往里走了，开始往后退。脚底下踢到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刚退到门槛外头，一股强风从背后猛地推了她一把。不是普通的风，是那种能把人掀起来的风，像是有人用两只手使劲推她后背。她整个人被往前吹了好几米，踉踉跄跄冲下台阶，鞋底在青石板上打滑，差点趴下，正好冲着那个白影子冲过去。
那白影子忽然动了。
不是走，不是跑，是地上卷起一股黄旋风，“呜”的一声，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黄沙打着转，从地面一直旋到半空。那白影子被风裹住了，“轰”的一下，飞上天去了。直直地往上飞，像一块被风刮起来的白布，越飞越高，越飞越快，头发在风里散开，一根一根的，像蜘蛛网。飞过老槐树的树顶，飞过屋檐，飞过灰蒙蒙的天，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白点，消失在黄沙里。
我妈“嗷”地叫了一嗓子，嗓子都劈了。转身冲进堂屋，一头扎进她妈怀里。浑身发抖，抖得牙关“咯咯”响，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她妈问她怎么了，她指着院子，手在抖，手指头在抖，嘴张着，就是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她发了高烧，烧了三四天，烧得脸通红，嘴唇起皮，水都喝不进去。她妈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一晚上换了好几次。她迷迷糊糊说胡话，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就听见“白”“白”两个字。退烧以后，连着做了小半年的噩梦。每次都是梦见那个白影子，从墙根底下飘起来，飘到她床前，低着头看她。白布底下没有脸，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白布，可她就是知道那人在看她。它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搭在她被子上，凉凉的，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
她们家在那院子里住了不到三年。后来我妈觉得那地方不干净，跟人换了房子，搬出去几条胡同。可她后来想，跟房子没关系，因为那东西跟上她们家了。
第二件事是我二姨遇上的。
我二姨比我妈小两岁，可胆子比我妈大多了。我妈见了那东西，发烧发了好几天，我二姨见了，连个喷嚏都没打。可她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手指头绞着衣角，绞得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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