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茜子是在外公去世的第三十七天，才终于收到那包从南美寄来的快递。寄件人一栏写着外文，她没有留心，包裹已经被雨水浸透了一角。她蹲在故乡老屋滴水檐下拆开那层防水纸袋，里面裹着一个木头匣子。木头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材质，沉手，肌理细腻，散发着一股草木灰烬混合着焦糖的苦涩香气。
她打开匣子，里面躺着一个褐色的葫芦。
葫芦不大，口径如成年人的拳头，表面的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沉的木质质地。葫芦口塞着一小把干枯的草叶，草叶碾得很碎，在指间揉搓时会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风吹过干旱的河床。她低头闻了闻气味——苦、涩、焦，像是什么东西被火焰舔过之后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味道。那不是故乡任何一种茶叶的气息。那是外公留在她生命里最后的气味了。外公走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是在午睡时走的，脸上盖着一本翻开的旧杂志，手边放着一个葫芦，壶口插着银色的吸管。母亲怔怔地站在床边看着那个葫芦，像看着一个她从没见过的陌生人。她不知道外公在这里藏着这么多秘密。梅茜子也不知道。
她是直到拆开快递的这一天，才隐约拼凑出外公在中年以后换了另一种活法。
外公年轻时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八十年代末，他跟着一支中国远洋捕捞船队跑到了南美。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他下船，走过港口那些坑坑洼洼的百年老街，在一家由华人经营的香料铺子里喝到了他平生第一杯马黛茶。那种被装在干葫芦里、用金属吸管一桌人轮着啜饮的苦涩浓汁，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不知道撬动了他心里哪一扇关了几十年的门。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南美的包裹。那只干葫芦一直放在外公床头的五斗橱上，和那些发黄的药瓶、掉漆的放大镜堆挤在一起，沉默而突兀，像一个异域闯进来的访客，寄居在一座客家土楼灰扑扑的角落里。从来没有人与他交谈，没有人看得懂葫芦上那些早已剥蚀大半的手绘纹样。梅茜子的母亲试图把它收进厨房碗柜顶上的纸箱，外公从午睡中醒过来，走到厨房一言不发地把葫芦拿了回去，重新放在五斗橱上。从此，那只葫芦就在那里生了根。梅茜子长大后去了省城工作，很少回老家。每次回来，她都会看见那只葫芦，安静地蹲在五斗橱上，瓜蒂开裂，葫芦底的漆面布满了细密的龟裂纹。她偶尔会想，这只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让外公这么舍不得。葫芦口那枚银色的吸管被她碰过一次，拔出来，吸管底部嵌着一层厚厚的茶垢，暗褐色，微酸，像沤了很久的隔夜茶汁。她闻了闻那个味道，不是苦，不是涩，是一种让她从咽喉深处往上反胃的、说不出道不明的厌恶感。她不知道那种厌恶从何而来，只是从那一刻起，那只葫芦就在她心里和某种阴郁的、潮湿的气息挂上了钩。她开始有意无意地不再走进外公的房间，整栋老屋像一个蹲在时光里缩紧肩膀的老人，有很多秘密被泥土埋到了胸口。现在，那个快递包裹把其中的几粒种子带到了她面前。
清明前后，川南的空气里总是含着久久散不尽的水汽，老屋的地面反潮，砖缝渗出细密的水珠。梅茜子在屋后那片半荒的菜地里割韭菜。墙根生了一丛没人管的万年青，不知道生了多少年。她蹲在那儿，割着割着，忽然觉得有人在看她。她猛地抬起头，日光在她正前方形成一圈眩目的光晕。她眯起眼，模糊的光晕里，她看见了一个轮廓——瘦削的，微微佝偻着背，穿着白色的纱笼，头上裹着暗色的头巾。不是村里任何一个老人的身形。那轮廓站在菜地尽头那棵老柚子树下，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在荒野里的神像。
“梅茜子。”那声音顺着潮湿的风递过来，轻得像一片枯叶从枝头脱落。
她看见那个影子把手抬起来，朝她的方向缓缓展开指缝。掌心里躺着一捧干枯的碎叶，暗绿色的，发出灰败的光泽。和快递包裹里那两个塑料袋里的茶叶视觉上一模一样。她想站起来走过去，腿却像扎进了土里，动不了分毫。等她终于挣脱那股无形的力从韭菜地里拔出来的时候，那棵柚子树下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只蜗牛在湿漉漉的树根上缓慢爬行，留下一道明亮的水痕。那只蜗牛正在啃噬一截断裂在地里的枯枝，枯枝的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水珠，散发着她在外公葫芦里闻过无数次的、微酸的、苦涩的焦味。
那天夜里，梅茜子拨通了早就存着却从未打过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是外公在南美结交的故交，一个叫帕布罗的乌拉圭老头，住在蒙得维的亚郊外。
“你外公生前每年都会从我这里订购一批马黛茶。”帕布罗的英文不太好，夹杂着大量的西班牙语词汇，声音因为跨越大洋的电流干扰而失真，但梅茜子听得格外清晰，“他不要店里卖的那些成品。他要的是马黛树的嫩叶，刚从林场摘下来，未经烘烤，未经碾压。他用皮带扎紧几个纸箱，垫上干冰，空运去中国。这种订单我已经很多年没接过了，可你外公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每年都会重复同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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