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的画卷，在展现了清朝的兴衰与西方帝国的崛起后，这一次将光芒投向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极为鲜明且惨痛的反面典型——隋炀帝杨广。
金光流转间，一个国力正处于强劲上升期的王朝，如何在其统治下急速坠向毁灭的深渊，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隋承北周及北齐之基业，经文帝杨坚开皇之治，府库充盈，户数达八百九十余万，国力鼎盛，一如旭日东升，然炀帝杨广继位，不数载，便使海内板荡，天下沸腾，其败亡之速，史所罕见。】
一、矫饰夺宗与真实面目的暴露
杨广其人工于心计，善于伪装。
在为晋王时，他深知其父杨坚与母后独孤伽罗厌恶奢靡、崇尚节俭，《隋书》载其为了谋取太子之位，“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
他故意将乐器的弦弄断，洒上灰尘，示人以不恋声伎之假象；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他竟言。
“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
这种近乎刻意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仁孝俭德”的形象，最终助其取代兄长杨勇成为太子。
然而，一旦登临大宝，其压抑已久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他再无需掩饰，将举国之力视为满足其个人虚荣与无穷欲望的工具。
二、役民如草芥的“大业”与盛世崩塌
杨广的年号“大业”，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企图建立不世功业的野心。然而，这些“大业”并非基于国计民生的长远考量，更多是为了彰显个人权威与满足其“圣王之业”的幻想，其核心是谋一己之私。
盛治宫室，穷极侈靡：即位伊始，便营建东都洛阳，工程苛急，役使民夫数百万，《隋书》描述其宫殿“金门象阙，咸竦飞观......构成云绮”，西苑更是“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穷极华丽，甚至“秋冬即翦彩为（花）叶，色渝则改着新者”。
这番景象，与当时“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民生形成了残酷对比。
开凿运河，动机存疑：后世称道的大运河，在当时的开凿，杨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其巡游江南及军事物资运输。
为赶工期，督役严急，民夫死者十之四五。
运河沿岸“死尸满野”，其功在当时，可谓以兆民之骨筑成。
三征高丽，逞威耀武：此为杨广“大业”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环。
他旨在令四夷宾服，成就其“圣王”之名。
首征高丽，出动大军一百一十三万，馈运者倍之，结果大败而归，生还者仅数千人。
此后仍一意孤行，接连再征，“扫地为兵”，致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百姓困穷，财力俱竭” 。
炫耀性巡游与浪费：其巡游之奢靡，堪称空前。乘龙舟下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竞相贡献，“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甚至出现“胡客醉饱，争以赐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的讽刺场景。
这些浩大工程与战争，在极短时间内密集进行。
据史学家统计，从杨广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八年间上马大工程二十二项，累计用工超过三千余万人次。
而大业年间全国人口约四千六百万，这意味着几乎举国之丁男，皆陷于无休止的徭役兵役之中。
所谓“贞观之治，几致刑措”的盛况，在杨广时代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的惨象。
三、拒谏饰非与士心离散
杨广不仅对民生疾苦漠然，对臣下的忠言也极度排斥。
他曾公然宣称。
“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
高熲、贺若弼等开国元勋因议其奢靡而被杀；忠臣如赵才下狱，任宗、崔民象等竟被杖杀、斩首。
于是，“朝廷士臣，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一个堵塞言路、独断专行的统治集团，其决策焉能不误？
四、所谓“功业”的真相与后世修缮
天榜亦对杨广的一些被后世部分肯定的政策，进行了基于当时现实的剖析：
科举之制：其雏形源于隋文帝和前人，杨广虽有推进，然其初衷亦有引入江南士人、平衡关陇集团的帝王权术考量，且在其暴政之下，此制并未能有效选拔安定天下的人才。
整个大业期间不过数十人中举。
大运河：此河确对后世南北交通有益，然在隋时，其开凿动机不纯，方式酷烈，弊远大于利。
其真正发挥巨大积极作用，是在唐、宋等后世王朝加以修缮、合理利用之后，方成漕运要道。
繁荣文化：杨广确好文学，也曾“复开庠序”。
然其文化政策同样服务于其好大喜功之心，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形成尖锐对比，这种表面的繁荣，如同缠在枯树上的绸缎，毫无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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