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晚上，派出所的值班室里，荧光灯泛着冷白的光，把两张办公桌照得纤毫毕现。董敏仁揉了揉干涩的眼睛，指尖划过键盘，把最后一份调解记录归档。墙上的石英钟时针刚过十一点，秒针滴答作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董帅，要不喝点？”对面的大高个把一杯泡得发胀的菊花茶推过来，玻璃杯壁凝着水珠。
董敏仁端起杯子喝了口，菊花的清苦顺着喉咙往下滑，驱散了些许困意。董敏仁脸上带着温和的倦意，眼神却锐利得很，能从看似平常的细节里揪出不对劲的地方。“不了，等下说不定有警。”他指了指桌上的对讲机，那玩意儿安静地趴着，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电流声。
刚过午夜十二点，派出所的那扇门就毫无预兆地动了一下，先是一条细缝，然后缓缓推开，一个人影站在门口。
董敏仁和大高个几乎同时抬头，目光落在来人身上。那是个男人，看着四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皮肤苍白得没有血色。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却沾着几根草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紧张也不局促，就像只是来问路的普通人。
可奇怪的是，他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湿气，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又像是在雨里淋了很久，值班室里原本干燥的空气仿佛瞬间变得潮湿起来，墙壁上甚至隐隐渗出了细小的水珠。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事情？”董敏仁起身问道，语气平和，手却不自觉地放在了桌下的警棍上。多年的从警经验告诉他，这个男人不对劲。
男人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值班室的每一个角落，从墙上的规章制度到墙角的灭火器，再到两人身上的警服，最后定格在董敏仁脸上。他的眼睛很亮，却没有焦点，像是在看他，又像是在看他身后的墙壁。
“我来报案。”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像是砂纸摩擦木头，没有任何起伏，听不出情绪。
大高个往前探了探身，拿起笔和记录本：“报什么案？你说清楚，姓名、住址、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沉默了几秒，嘴唇动了动，吐出几个字：“我的东西丢了。”
“什么东西丢了？在哪里丢的？什么时候丢的？”董敏仁追问，同时仔细观察着男人的反应。他发现男人的手指很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却泛着青黑色，像是长期接触什么化学物质，又像是冻伤。
“一把钥匙。”男人说，“在老运河边丢的，昨天晚上。”
老运河贯穿县城，南边是新建的湿地公园，北边是废弃的老厂房，晚上很少有人去。董敏仁皱了皱眉：“一把钥匙？什么钥匙？家门钥匙还是别的？有没有其他东西一起丢了？”
“就是一把钥匙。”男人重复道，语气依旧平淡，“黄铜的，上面挂着一个小铃铛。”他顿了顿，补充道，“我找了一晚上，没找到。”
大高个停下笔，有些疑惑地看着男人：“就一把钥匙？值得你大半夜跑派出所来报案？要不你再仔细找找，说不定是放忘了地方。”一般来说，丢失钥匙这种事，除非涉及到重大财产安全，否则很少有人会专门报案，更别说在午夜时分。
男人摇了摇头，眼神依旧没有焦点：“我找过了，找不到。它很重要，必须找回来。”
董敏仁看着男人苍白的脸，忽然注意到他的工装领口处，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像是某个老工厂的厂徽，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齿轮形状。“你是哪个单位的？”他随口问道。
男人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随即恢复正常：“以前在农机厂上班，现在下岗了。”
城关镇的老农机厂十年前就倒闭了，厂房一直闲置着，就在老运河北边，和男人说的丢钥匙的地方离得不远。董敏仁心里的疑虑更重了，他和大高个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警惕。
“行，我们给你登记一下。”董敏仁拿起笔，“姓名？”
“陈建国。”
“住址？”
男人报了一个老小区的地址，就在农机厂附近，是个已经快要拆迁的棚户区。
董敏仁一边登记，一边继续问：“你昨天晚上几点去的运河边？去那里干什么？”
“十点多，”陈建国说，“散步。”
“晚上十点多，去老运河边散步？”大高个忍不住插话，“那边晚上没路灯，黑漆漆的，有什么好散的？”
陈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重复道：“我钥匙丢在那里了，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回来。”他的声音依旧没有起伏，像是在念一段早已背熟的话。
登记完信息，董敏仁把记录本推到陈建国面前：“在这里签个字。”
陈建国拿起笔，笔尖落在纸上，力道很重，笔画却很工整，像是练过书法。董敏仁注意到，他签字的时候，左手一直揣在裤兜里，始终没有拿出来过。
“我们会派人去那边排查一下，有消息会通知你。”董敏仁说，“你留个联系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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