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九月的洛阳，已有了几分肃杀的秋意。
刑部大堂内，气氛比室外更凝重三分。堂上高悬“明刑弼教”四字匾额，黑底金字，在透过高窗的秋阳下泛着冷光。堂下左右各设长案，左侧案后坐着刑部尚书崔琰，右侧依次是大理寺卿卢毓、御史中丞高崧。三人皆着紫色官服，神色肃穆。
今日是秋审的第一日。
所谓秋审，乃是朝廷每年秋季对全国死刑案件的复核之制。各州府判处死刑的案件，须层层上报，最终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长官会同复核。证据确凿、量刑适当的，用朱笔勾决，待皇帝御批后执行；若有疑点或情有可原的，则改判减等。此制自前朝便有，至开元年间更趋严谨。
堂下两侧，二十余名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的属吏各司其职，有的翻阅案卷，有的记录要点，有的低声核对律条。堂中静得能听见卷宗翻动的沙沙声，偶有属吏起身呈送卷宗时的脚步声，也轻得如同猫行。
崔琰今年五十八岁，执掌刑部已逾五载。他面庞清瘦，须发花白，一双眼睛却锐利如鹰，此刻正缓缓展开今日要审的第一份卷宗。
“河南道汴州呈报，死刑犯一名，王三狗，年三十二，汴州陈留县王家村人。”崔琰的声音平缓而清晰，在空旷的大堂内回响，“案由：杀人。死者李四，同村人。案情：今年三月十七日夜，李四死于家中，头骨破裂。王三狗被邻人指证当夜与李四争执，并于李家院外拾得带血木棍一根，经比对与死者伤口吻合。县衙初审、州府复审，皆判斩立决。”
卢毓接过属吏递来的副卷，快速浏览。他比崔琰年轻十岁，在大理寺任职多年，以“明察秋毫”着称。御史中丞高崧则是个刚过四十的中年人，面容方正，不苟言笑，他代表的是御史台的监察权，确保复核程序公正无弊。
“带人犯。”崔琰道。
两名刑部差役押着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汉子走上堂来。那汉子身材矮壮，衣衫褴褛，脸上有道新愈的伤疤，眼神浑浊，跪在堂下瑟瑟发抖。
“王三狗，本官问你，今年三月十七日夜，你在何处？做何事？”崔琰问。
王三狗磕了个头，声音嘶哑：“大老爷……小人冤枉啊！那夜小人在家睡觉，不曾出门！”
“可有证人？”
“小人……小人独自居住，无人作证。”
卢毓插话：“卷宗记载，有邻人张五指证，当夜二更时分，见你从李家方向慌张跑回自家。”
王三狗急道：“张五与小人素有嫌隙，他这是诬告！”
高崧冷冷道：“带血木棍作何解释？那木棍经辨认，是你家柴堆中之物。”
“木棍……木棍是小人的不假，可不知怎么就到了李家院外！定是有人栽赃！”王三狗额头抵地，砰砰磕响。
崔琰示意差役将人犯带下，待堂中重新安静，才缓缓道：“此案证据，看似确凿：有人证见其从现场方向跑回，有物证为凶器，且凶器确系其家之物。按律，可判。”
卢毓却皱眉：“尚书且慢。下官细看卷宗，有几点疑惑。”他翻开案卷某一页，“其一，死者李四头骨破裂，凶器为粗木棍，若用力击打，凶手衣衫必沾血迹。但案发次日拘捕王三狗时，其衣衫虽脏，却未见明显血渍，官府也未在其家中搜出血衣。”
崔琰点头：“此疑点州府已有解释：或凶手换衣销毁，或血迹沾染不多已洗净。”
“其二，”卢毓继续道，“指证王三狗的邻人张五，其证言有矛盾处。县衙初录时，张五说‘见一人影似王三狗’；三日后州府复审时，却变成了‘确系王三狗无疑’。其间变化，卷宗未载原因。”
高崧这时开口：“卢寺卿所疑有理。不过，张五后来画押确认，当以最后证言为准。”
“下官非置疑张五证言，”卢毓摇头，“而是觉得，此案证据链仍有缺口。凶器虽系王三狗家物，但柴堆露天，村人皆知，他人亦可取用。张五虽指证，但夜间昏暗，辨认是否绝对准确？最关键者，杀人动机为何？卷宗只载‘素有口角’，但具体因何争执、是否至杀人地步，语焉不详。”
崔琰沉默片刻，对属吏道：“传陈留县令、汴州推官上堂。”
片刻，两名地方官员战战兢兢入堂行礼。陈留县令是个五十余岁的干瘦老者，汴州推官则四十出头，面相精明。
崔琰问陈留县令：“王三狗与李四因何结怨？详细道来。”
县令抹了把汗：“回尚书，二人……二人因田地灌溉之事，多年来时有争吵。去年秋旱，为争水还打过一架，王三狗被李四打破了头，故而怀恨在心。”
“仅此而已？”卢毓追问，“可还有其他深仇？”
“这……下官不知。乡民愚昧，些许小事也可能酿成大祸。”
汴州推官补充道：“下官复审时，曾细问村人，皆言二人积怨已久。且王三狗脾气暴躁，曾酒后扬言要杀了李四，有多人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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