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野人山边缘那片曾经被标注为“埋骨点”的平缓山坡，与数月前陈砚独自探访时已大不相同。浓重的雾气被晴朗的天空取代，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将山坡上的每一片草叶、每一块岩石都照得清晰分明。山风依旧，却不再带着刺骨的湿寒，反而有种旷远的清新。
山坡上，聚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群。陈砚、陈阳、卡佳站在最前方，他们身后，是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远征军后代——有像陈阳这样已确认先人身份的，也有仍在寻找、闻讯前来寄托哀思的；还有几位专程前来的俄罗斯游客和历史爱好者，他们是被卡佳分享的故事和即将举行的仪式所吸引；此外，还有滇缅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当地文史研究者、以及少数获准进入的媒体记者。
人群的中心，是一座新立的石碑。
石碑选用本地出产的深灰色花岗岩，质地坚硬，纹理沉稳。高约一米五，宽约八十厘米，厚度可观，显得庄重而稳固。碑身经过打磨，但并不光亮，保留着石料本身的质朴与粗砺感，仿佛与这片山野融为一体。石碑此刻覆盖着一面深红色的绸布，在阳光下红得庄严肃穆。
山坡被打理过，杂草被小心清理，露出黝黑的土壤。石碑周围摆放着数十个用松枝和野菊花编成的朴素花环。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一种肃穆的寂静笼罩着所有人，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的鸟鸣。
上午十点整，纪念馆馆长，一位头发花白、神情肃穆的老者，走到石碑前，他没有用扩音设备，声音洪亮而清晰：
“诸位来宾，朋友们。今天，我们聚集于此，在这片曾被鲜血浸染、被泪水浇灌、被深沉遗忘笼罩了八十多年的山坡上，是为了一件迟到太久，却终究到来的事——为我们二十八位中国远征军烈士，树立一座有姓名的碑。”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凝重的面孔，扫过那块覆盖红布的石碑，也扫向远方苍茫的野人山。
“他们的名字，曾差点随风而逝，随雨而化。幸而，有一位年轻的卫生兵，在自身难保的绝境中，用尽最后的气力，将他们一一记下。幸而，这本血染的日记穿越时空，重现于世。幸而，有无数人为了让他们‘有名’，而奔走、查证、努力。今天，这二十八个名字，将不再只存在于发黄的纸页上，不再只回响在后人的追念中。它们将被深深地刻进石头，刻进这片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刻进我们民族永志不忘的记忆里。”
馆长停顿片刻，声音微微发颤：“现在，请陈铭烈士的后人陈阳先生，伊万·彼得罗夫先生的后人卡佳女士，以及这段历史的重要追寻者陈砚先生，为我们揭幕。”
陈阳、卡佳、陈砚相视一眼，默默走上前。三人分别站在石碑两侧及前方。陈阳和卡佳伸出手，握住了红绸的下摆，陈砚则站在稍前的位置。他们深吸一口气，然后，同时，缓缓地、庄重地，将覆盖在石碑上的深红色绸布向下拉去。
绸布滑落，石碑的全貌展露在阳光之下。
碑面正中，自上而下，镌刻着两行苍劲有力的大字：
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
野人山二十八烈士之墓
下方，是分成四列、整齐排列的二十八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简洁的籍贯。字迹深刻，涂以金漆，在灰黑色的石碑上熠熠生辉，清晰得刺痛人的眼睛：李建国（山东临沂）、赵小花（女，湖南湘潭）、王二柱（河南商丘）、孙有才（河北保定）……
在名单的最下方，另起一行，刻着一句字体稍小、却仿佛凝聚了千言万语的话：
“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
—— 卫生员 陈铭 记于一九四二年六月
阳光直射在金色的字迹上，反射出耀眼而温暖的光芒。那光芒仿佛不是来自太阳，而是从石碑内部，从那些名字背后，从八十多年前那个年轻卫生兵的血与信念中透射而出。
现场一片寂静。许多人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目光贪婪地、又是无比沉重地，逐一读过那些名字。寻找亲人的后代急切地在其中搜寻，找到的，瞬间泪如雨下；未找到的，也为这迟来的“有名”而感慨万千。俄罗斯友人们虽然不识汉字，却也能感受到那名字阵列所代表的重量与庄严。
陈阳凝视着石碑上“陈铭”那两个字的落款，又缓缓抬头，望向石碑顶部的天空，仿佛在与祖父对话。他向前一步，深深地弯下腰，对着石碑，鞠了三个躬。起身时，已是泪流满面，但他努力让声音清晰：
“爷爷……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他的声音在山风中传开，“您记下的二十八位战友……他们的名字，都在这儿了。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石头上了。他们再也不是档案里的‘无名氏’，不是统计数字里的‘一’，他们是李建国，是赵小花，是王二柱，是孙有才……他们有名有姓，有家乡，有故事。您的心愿……儿子今天，替您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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