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昆明市第一中学的报告厅里坐满了初二的学生。浅蓝色的座椅整齐排列，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上混合着好奇、期待与些许面对“历史课”时惯有的严肃。今天，他们被告知这不是一节普通的课，而是一次特殊的“滇缅课”。报告厅前方，投影屏幕上显示着“聆听英雄故事，追寻历史回响”的主题，旁边的小展架上，陈列着陈铭日记的高清复制页、伊万·彼得罗夫的照片，以及那把黄铜军号的图片。
陈砚、陈阳、卡佳三人走上讲台。简单的介绍后，没有冗长的开场白，陈砚直接打开了投影仪。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从教科书上的战役名称和日期开始。”他切换出一张野人山地区的卫星地图，茂密的墨绿色森林令人望而生畏，“我们从一条路，一本日记，和两个年轻人的相遇讲起。”
他讲述了陈铭如何作为一名卫生兵踏入缅甸战场，如何在同古血战后踏上那条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野人山撤退线。他展示了日记中那些歪斜却坚毅的字迹，讲述了在饥饿、伤病和死亡阴影下，这个比在场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如何用烧黑的树枝、用磨尖的石子，甚至咬破手指，固执地记录下每一位倒下战友的姓名、家乡和最后时刻。他讲到那棵“救命树”下的岩石，讲到那些艰难咽下的树皮，讲到“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的誓言。
陈砚的语气平和，没有刻意煽情，但那些具体到极致的细节——二十八个人的名字，树皮上的齿痕，岩石上的血渍——却像一根根细密的针，轻轻刺穿着少年们的心。许多学生屏住呼吸，埋头在本子上快速记录，有的女生悄悄红了眼眶。
接着，陈阳走到台前。他没有用麦克风，声音不大，却因那份血缘带来的真切感而格外清晰。
“刚刚陈老师讲的那个陈铭……就是我的爷爷。”他这句话一出，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压抑的惊呼。历史书上的名字，突然变成了身边同学长辈的真实亲人，这种冲击是巨大的。
陈阳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几张翻拍的老照片和日记片段的复印件。“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家里关于他的记忆，只有一张模糊的军装照，和奶奶日复一日的念叨。奶奶说，爷爷身体一直不好，很少提打仗的事，只说是‘应该做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年轻的眼睛，“直到陈老师找到这本日记，我才第一次如此接近爷爷的内心，才知道他当年经历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
他分享了几个从父亲和奶奶那里听来的、日记之外的细节：爷爷回来后，因在野人山落下的病根，阴雨天总是腿疼，却从不抱怨；他格外珍惜粮食，见不得一点浪费；他晚年喜欢看地图，尤其爱看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一看就是很久……
“所以，”陈阳总结道，声音微微发颤，“陈老师问我爷爷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我想，日记里写的是信念，是对胜利和回家的渴望，是对战友的责任。而在我心里，他坚持下来，更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在国难当头时，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他把对家人的爱，延伸成了对同胞、对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朴素，却有着钢铁般的力量。”
轮到卡佳时，她先用清晰的中文介绍了自己：“同学们好，我叫卡佳，来自俄罗斯。我的祖父，伊万·彼得罗夫，是一位苏联飞行员。1942年，他的飞机受伤，迫降在陈铭爷爷他们撤退的野人山附近。”
她展示了一张伊万穿着飞行服、站在战机旁微笑的照片，又展示了那本飞行手册的图片。“我的祖父，和陈铭爷爷一样，也是个年轻人。他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父亲还是个婴儿。”她切换了一张家庭合影，年轻的伊万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笑容灿烂。
“同学们可能会问，他为什么要来？俄罗斯离中国那么远。”卡佳的目光扫过台下，语气温和而坦诚，“是的，他想家，非常想。他的飞行手册里夹着家人的照片和信，是他最珍贵的宝物。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仅是中国的灾难。法西斯主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如果中国被彻底击败，战火很可能蔓延更广，他的祖国也将面临更大的威胁。他们来，既是为了帮助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更是为了扞卫人类共同的良知与和平。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责任感。”
她讲述了伊万在驼峰航线上的危险飞行，讲述了他在野人山与陈铭的相遇、互助和离别。“祖父告诉我，中国的战士是他见过最坚韧的战士，中国的百姓是他遇见最善良的百姓。这份在战火中结下的友谊，他铭记了一生。”
三位讲述者的故事相互交织，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悲壮而温暖的画卷。报告厅里异常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偶尔压抑的抽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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