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正月初五，红星村还浸在春节的喜庆余温里。家家户户门口的春联红彤彤的，被风吹得微微作响，墙根下散落着鞭炮碎屑，踩上去沙沙发软。麦秋家的院子里，青砖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墙角的腊梅开得正艳，淡淡的香气飘满院子。一张八仙桌摆在院子中央，上面铺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摆着炒花生、葵花籽、糖块，还有娘一早泡好的菊花茶，玻璃杯里的菊花舒展着，水色泛黄，透着清香。
张建军、李红梅等七个村的带头人陆续赶来，每个人都穿着过年的新衣裳，脸上带着节日的笑意，却也难掩几分对南下的忐忑。张建军骑着他那辆半旧的 “永久” 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兜，一进院就大声喊：“麦秋，俺来了！手续都带齐了，你放心！” 他穿着一件新做的灰色中山装，袖口还缝着备用纽扣，显然是特意为南下准备的。
李红梅紧随其后，骑着女式 “凤凰” 车，车后座绑着个印花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行李和样品。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件红色的针织马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红色的发绳扎着，看着比平时精神不少。“麦秋，俺家那口子一早还叮嘱俺，让俺多听你的，别瞎说话。” 她笑着坐下，拿起一杯菊花茶抿了一口，眼神里带着几分兴奋和不安。
河西村的王大叔、河东村的赵大姐等人也陆续到了，七个人围着八仙桌坐定，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麦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纸，一一摊在桌上：“今天咱们再核对一遍南下的所有手续，别落下啥，到了深圳再补就麻烦了。”
他先拿起最上面的一叠红色单据：“这是咱们七个村的产品检验证明，东风村张哥的果脯、向阳村李姐的布鞋、河西村王大叔的红薯干、河东村赵大姐的刺绣…… 每个村的都齐了，上面县工商局的红章也都盖好了。” 麦秋一一念着村名和产品，张建军等人纷纷点头确认，生怕漏了自己的那份。
张建军从蓝布兜里掏出一叠火车票，递到每个人手里：“车票也都买好了，初八早上八点的火车，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硬座，每张二十七块五。俺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路上能看看风景，也方便照看行李。” 他顿了顿，又说，“火车要坐三十多个小时，俺买了两包方便面、几个馒头，路上当干粮，大家也都准备点，别饿坏了。”
李红梅捏着自己的火车票，指尖微微用力，车票边缘都被捏得有些发皱：“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这么远的火车，听说要穿过好几个省，晚上就在火车上睡？” 王大叔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是啊，硬座就是坐着睡，俺年轻时当兵坐过，到时候俺给你占个位置，你靠在俺肩膀上眯会儿，别担心。” 赵大姐也跟着说：“咱们人多，轮流看着行李，保证丢不了东西。”
麦秋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南下的行程安排：“初八早上七点前，咱们把样品送到县城火车站托运处，跟火车一起走；八点准时检票上车，三十多个小时后到深圳；到了深圳先找个招待所住下，然后联系陈建国，让他带咱们去东门市场找王批发商。” 他把纸递给大家传看，“这是招待所的地址，是陈建国帮着联系的，国营的，干净便宜，每晚八块钱一个床位。”
大家一边传看行程单，一边讨论着路上的注意事项。“俺听说南方人说话咱听不懂，到时候跟人沟通咋办？” 一个年轻的村带头人小声问。麦秋笑着说：“别担心，陈建国在深圳待了快一年，能听懂南方话，而且做生意大多靠比划和写字，实在不行就找招待所的服务员帮忙翻译，肯定能沟通。”
吃过午饭，麦秋骑着家里的旧自行车，打算去县城再确认一下样品托运的细节。春节后的县城比往常更热闹，柏油路上的自行车川流不息，车铃声此起彼伏。不少南下务工的年轻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蛇皮袋上印着 “化肥”“水泥” 的字样，显然是用旧袋子改的，手里拎着网兜，里面装着搪瓷缸、毛巾和几本旧书，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几分茫然。
路边的个体户小摊都开张了，卖水果的、卖小吃的、卖小商品的，吆喝声不绝于耳。一个卖糖葫芦的大爷推着小车，嘴里喊着 “糖葫芦，甜又酸，五毛钱一串”，引得几个孩子围着跑。麦秋骑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往火车站方向赶。
火车站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行李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烟草味和淡淡的汗味。“南下专线” 的红色牌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广播里反复播报着列车时刻：“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县城开往深圳的 102 次列车，将于明日早上八点准时发车，请各位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携带好个人行李和相关证件……”
麦秋挤过人群，找到托运处。托运处的窗口前排着长队，上次那个中年工作人员穿着蓝色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在有条不紊地登记货物。看到麦秋来，他笑着挥了挥手：“小伙子，又来确认托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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