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演算结果，尽管让人憋闷，却是基于现有证据和法律条文推导出的结果。
法官的职责是依法裁量，而非凭个人喜恶宣泄情绪。
问题在于，事情远不止于加减乘除。
“真正的麻烦，是他的美国国籍。”年轻法官打破了沉默。
“我研究过今年沪市的一个判例，一名美籍华人在境内犯有商业欺诈罪，最终法院判决后，通过外交与司法协作渠道，将其驱逐出境，交由美国司法机关执行剩余刑期。”
“那能一概而论吗？”周副庭长显然不认同，“那个案子是单纯的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和暴力性远低于绑架！这是暴力犯罪，触及社会安全底线！”
“因为他是美国人，是未成年，就能享受超国民待遇？在我们这里犯了罪，然后回美国矫正机构去？这对受害人公平吗？对公众怎么交代？”
“我同意周姐的看法，性质不同。”年轻法官试图解释自己的担忧。
“但我们必须正视其中的复杂性。根据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精神，对未成年人司法应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
“再加上中美之间存在《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一旦美方领事机构依据其公民权利保护条款介入，案件就可能从单纯的国内刑事案件，升级为涉及外交的跨境司法协作问题，那时我们将面临更多非法律层面的压力。”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我们就得网开一面？”周副庭长的语气更加锐利。
“不是网开一面，是必须在法律、政策、外交现实的多重维度下，寻求一个既能维护司法尊严、又能妥善处理复杂性的平衡点。这很难，但这就是现实。”年轻法官坚持自己的观点。
“好了。”
审判长抬起手，制止了两位同僚的争论。
他有些焦躁地站起身，在不算宽敞的休息室里来回踱步。
皮鞋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最后，他叹了一口气，翻到卷宗中量刑建议部分的最后一页：
“如果我们严格依据现有证据和法律条文进行正常判决，杨旭很可能只获刑三年左右，甚至缓刑。”
“并且，由于其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其律师团队必然会启动程序，申请将其引渡回美国服刑。”
审判长看向两位同僚：“你们应该了解，美国针对未成年犯的所谓矫0正体系，尤其是在某些州，条件、管理方式和实际效果……与我们的监狱系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其中的差别，受害人和社会公众会如何看待？”
“如果我们坚持原则，不考虑其国籍背景，试图判处更重的、与其罪行相匹配的实刑，”年轻法官接口，面色凝重。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美国驻华领事机构会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其对本国公民的保护职责介入。案件将不可避免地染上外交色彩，我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法律辩论，还可能涉及外交交涉、舆论压力甚至更复杂的国际规则博弈。”
休息室再次被沉重的沉默笼罩。
此刻，摆在三位法官面前的，早已超越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
它变成了“法律正义、司法独立、国家利益、外交现实与公众情感”之间艰难而危险的平衡游戏。
是坚守原则与面对复杂现实之间的痛苦抉择。
墙上的电子钟发出轻微的“滴答”声，时间在流逝。
“还有五分钟。”审判长看了一眼时钟。
“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严格遵循现有证据链，哪怕其来源存疑，还是……顶住压力，探寻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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