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没有声音。
铅灰色的天空压在头顶，雨丝细密如针，垂直落下，打在焦黑的土地和锈蚀的金属残骸上，连成一片死寂的沙沙声。没有风，所以雨是直的，像无数道苍白的帘幕，将世界分割成模糊的、不断晃动的囚笼。
我蹲在一段坍塌的高架桥墩形成的三角缝隙里，雨水顺着混凝土的裂缝滴落，在脚边积起浑浊的小水洼。身上披着一块用防水布和植物纤维胡乱编织的斗篷，湿气依旧顽固地渗透进来，带来刺骨的冷。左肩的旧伤在阴雨天里隐隐发酸。
面前摊着一张用炭笔在防水处理过的兽皮上画出的简图，线条歪斜，比例失真，但大致标出了我们当前所在的区域、几条废弃道路、以及几处疑似有流浪者或小型聚居点活动的痕迹——这些情报，来自“乌鸦”。
“乌鸦”不是真名。他是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人，眼窝深陷，眼珠却异常灵活，像总在寻找腐肉的真正乌鸦。一周前，我们在一个被遗弃的自动化农场外围发现了他，他正试图从一台锈死的收割机里掏电路板。被发现时，他没有逃跑，只是蜷缩起来，用嘶哑的声音快速报出附近几个黑金巡逻队的大致活动时间和补给车队路线——条件是一包压缩口粮和一把能用的手枪。
情报大部分得到了验证。于是，“乌鸦”成了我们的眼睛，游离在队伍外围，用他老鼠般的本能和幸存者的狡黠，为我们窥探这片死寂土地上的微弱动静。
招募，就是这样开始的。没有旗帜，没有口号，只有最原始的交换：活下去的机会，换取情报、技能，或者仅仅是一把能指向敌人的枪。
“铁匠”是第二个。我们发现他时，他守着一个几乎被废墟掩埋的旧车库，里面有一套简陋的、用手摇发电机驱动的锻炉和几件自制的工具。他沉默得像块石头，脸上被炉火熏得黝黑，只有捶打烧红金属时，眼睛里才有光。我们用三块高能电池（从黑金侦察无人机残骸里扒出来的）和承诺保护他那个同样沉默寡言的、跛脚的女儿，换来了他的加入。现在，他能用捡来的废金属和零件，勉强修复损坏的枪械，甚至打造一些粗糙但实用的冷兵器。
“医生”……如果他能被称为医生的话。是个干瘪的老头，以前可能是某个聚居地的草药师或者兽医。他的“诊所”是一个散发着霉味和古怪草药气味的帐篷，里面摆满了晒干的、难以辨认的植物根茎和颜色可疑的瓶罐。他治死过人也救活过人，概率大概一半一半。我们给他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居所和搜寻来的、有限的医疗物资（主要是消毒剂和绷带），他则用他那套混杂着旧世界医学常识、巫术和直觉的方法，处理队伍里的伤病。代价是，他总念叨着要研究我——他说我的“气”很乱，像“很多死人住在同一个身体里”。
就这样，一个一个。像在洪水退去的泥滩上，小心翼翼地拾起还没被完全冲走的石子。流浪的猎人、躲藏的技术员、失去家园的农夫、甚至是从黑金控制区逃出来的、心怀不满的前低级雇员……他们带着怀疑、恐惧、贪婪或者纯粹走投无路的绝望，加入我们这支在雨中沉默北行的队伍。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只会对他们说：“跟着走，干活，听命令。我们不一定能活到明天，但至少，死的时候，你身边有和你一样不想跪着死的人。”
这是实话，也是最大的谎言。因为“不想跪着死”的背后，是我精心编织、却连自己都未必全信的“黎明”。
游击，是在拥有三十几个能拿武器的人之后开始的。不能叫战斗，更像是偷窃和骚扰。
目标不是歼灭，是物资和威慑。
“乌鸦”发现了一支黑金的轻型补给车队，两辆卡车，一辆装甲车护航，走的是一条荒废已久的旧公路。我们提前两天在公路一处狭窄的弯道设伏。没有地雷，没有火箭筒。只有“铁匠”改造的几枚用钢管和黑火药做的“钉子炸弹”，埋在路面薄弱处。
车队来了。第一辆车压上炸弹，一声闷响，前轮炸飞，车子歪斜着横在路中间。装甲车立刻停下，机枪塔转动。
我们没有攻击装甲车。所有火力——十几把各式各样的枪——全部集中向后面那辆完好的卡车驾驶室和轮胎射击。子弹叮当作响，打在装甲上溅起火花，但足够制造混乱和压制。
同时，另一队人从侧翼的排水沟快速接近被炸瘫的第一辆卡车，用撬棍和斧头砸开后车厢门，抢出里面成箱的罐头、压缩饼干、燃料块和弹药，装进我们自制的拖车和背囊，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路旁茂密（且辐射超标）的灌木丛。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等装甲车上的士兵压制住我们的火力点（我们早已交替掩护撤退），确定没有后续攻击，小心翼翼下车查看时，我们和抢来的物资已经消失在复杂的地形和雨幕中。
没有试图歼灭护卫士兵。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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