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九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冷。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掠过华北平原，卷起漫天黄沙，给北京这座古老的帝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紫禁城内，尽管殿宇深处炭火熊熊，但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坐在大殿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蟠龙御座之上的摄政王多尔衮的心间。
曾经意气风发、睥睨天下的摄政王，此刻眉宇间凝聚着化不开的阴郁与疲惫。他面前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已不再是歌功颂德的贺表，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告急文书。这些用加急驿马送达、沾染着风尘甚至血污的奏章，拼凑出一幅帝国正在加速滑向深渊的恐怖图景。
最刺眼的，是放在最上面的、来自豫亲王多铎的军报。字里行间，再也找不到半分昔日那位骁勇亲王不可一世的骄狂，只剩下难以掩饰的焦虑与窘迫：
“臣弟多铎谨奏：我军前锋抵近郯城、沐阳，遇贼军凭寨固守，火器猛烈，兼有乡勇助阵，攻势受挫，伤亡颇重……时值隆冬，士卒衣甲单薄，粮草转运艰难，沿途州县府库空空，征发无着，军中有冻馁之虞……更探得，贼军水师已控海口，我海运粮道危殆……恳请摄政王速拨粮饷冬衣，并明示方略，此番南征，是进是守，臣弟……实难决断！”
“难决断？”多尔衮在心中冷笑，一股邪火直冲顶门，几乎要将手中的奏折捏碎。他何尝不想“进”？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用南明伪帝朱常沅和李元胤的头颅来洗刷江宁失守的奇耻大辱，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然而，现实就像这殿外呼啸的寒风，冰冷而残酷。
多铎的困境只是冰山一角。随之而来的，是雪片般飞入京师的各地督抚的哀嚎：
新任漕运总督的泣血陈情： “……北地仓廪十室九空，山东境内运河段淤塞难行，南粮北调已成绝响。京师粮价半月内飙涨十倍，斗米千金已非虚言！军民怨声载道，市井已有抢米风潮，再无粮饷接济，恐生肘腋之变啊，摄政王！”
直隶巡抚的恐慌密报： “……圈地、投充引发的民变愈演愈烈，深州、河间等地已有乱民聚众攻衙，‘抗清复明’之旗号时有所闻。盗匪如麻，道路断绝，不少州县政令已不出城门！”
山西、陕西督抚的联名急奏： “……边军缺饷已逾半载，士卒鼓噪，几近哗变。若再无饷银安抚，恐边关糜烂，流寇（指大顺军余部）趁虚而入，则三晋、关中之地非国家所有矣！”
每一份奏章，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多尔衮的心头。他感到一阵阵眩晕，这个依靠武力迅速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其根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崩塌。财政濒临崩溃，社会矛盾尖锐如沸，军事上则进退维谷。
然而，最终给予他理智致命一击的，是洪承畴从湖广前线送来的那封长达万言的密奏。这位被倚为柱石的汉人老臣，用极其沉痛而又无比清醒的笔触，为他，也为整个清廷，剖析了当前危如累卵的局势：
“……臣非畏战惧敌，实为国家万世之基业着想，不得不冒死直陈！今伪永历据江宁，已非疥癣之疾。其得江南财赋重地，如虎生翼；朱常沅、李元胤辈，颇得人心，非弘光、隆武可比。我军新败之余，士气低迷，粮饷不继，实不宜再浪战求逞。”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方之弊：一曰内虚，北地饥荒，盗匪蜂起，民心不稳，是为无根之木；二曰兵疲，千里转战，师老兵疲，粮道漫长，是为强弩之末；三曰势孤，若倾全力南征，则西北流寇、山东土莽必伺机而动，届时腹背受敌，悔之晚矣！”
“为今之计，唯有忍一时之辱，行万全之策。当果断采取守势，稳固黄河以北根本之地。全力消弭内患，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积草屯粮，精练士卒。待我元气恢复，内患既除，兵精粮足之时，再徐图南下，方为制胜之道。若此时不顾一切，强行决战，恐……恐非国之福，乃取祸之道也！臣泣血顿首，伏惟摄政王明察！”
洪承畴的奏疏，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多尔衮心中最后一丝侥幸的狂热。他瘫坐在座上，冷汗浸湿了内衫。他不得不承认，洪承畴是对的。那个凭借血气之勇和八旗锐气就能横扫天下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整合后、拥有稳固根据地和旺盛士气的对手。继续蛮攻，结果很可能不是收复江南，而是整个帝国的总崩溃。
在接下来的几次小范围御前会议上，以往主战最烈的激进派们也沉默了。残酷的现实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虽未明言，但眼神中已透露出“早该如此”的意味。
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多尔衮艰难地抬起头，声音沙哑而沉重，带着一种英雄末路般的悲凉与不得不低头的屈辱：
“诸卿……江南之事……非孤不愿速平，实乃……天时不佑，国力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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